1919年，在“五四運動”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親日派外交人士被看作是“賣國賊”，激憤而無處發(fā)泄的學生焚燒了曹汝霖的住宅，還將章宗祥痛毆一頓。

“五四運動”之后，曹汝霖等遞交辭呈，在6月11日由總統(tǒng)徐世昌免職。曹汝霖此后的日子也同樣不好過，據(jù)徐鑄成的回憶，即使是曹汝霖在天津上學的兒子，也只能一個人坐一張課桌，“因為沒有一個同學肯同他并坐，下了課，也沒人理他。”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曹汝霖對于他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簽訂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解釋：

“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主要內(nèi)容為“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辱國條件，終于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陸征祥)已盡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nèi)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曹汝霖后來也說：“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nèi)耍瑓s喚起了多數(shù)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事實上，今人要評判曹汝霖，確實不能僅僅貼上一個“賣國賊”的標簽了事。曹汝霖曾經(jīng)留學日本，對于日本以及西方的憲政歷史非常了解，即使是慈禧太后也對他另眼相看，特意向他詢問有關立憲的事宜。

一個“賣國賊”，一個最為“頑固”的“守舊派”，他們一起談論憲政的時候，會是什么樣子？

慈禧的轉(zhuǎn)變

逃離北京城，對慈禧來說也是一場統(tǒng)治危機，試想想，一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被逼著逃離京城，是多么煞風景的事情。更嚴重的是，這次西逃也證明了慈禧這個統(tǒng)治者的無能。

面對這個難堪的局面，慈禧必須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加強清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慈禧想起了“新政”這一流行的事物。在西逃期間，慈禧一方面下令圍剿義和團，一方面陸陸續(xù)續(xù)頒布一些“新政”，涉及到經(jīng)濟，軍事，教育，官制等方面。

慈禧再次向西方人屈服，回到京城的時候，她也被迫與那些公使夫人們做更多的交流，耳濡目染之下，對于憲政等概念有了更多了解，于是躍躍欲試。

慈禧內(nèi)心對于日本人還是很羨慕的。當西方人打過來的時候，日本人最初也是受害者，最終卻通過維新而自強，在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中，日本甚至還戰(zhàn)勝了俄國，這讓慈禧很震驚，不過也隱隱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慈禧決定先了解日本。在眾多了解日本的人選中，慈禧選中了曹汝霖。

當時，曹汝霖并不是什么大紅大紫的人物，在清政府眾多官員中，曹汝霖只是一個小小的法科進士。不過，曹汝霖是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在清政府的留學生考試中，以第二名獲得法科進士頭銜。

決定向日本看齊的時候，慈禧決定先向這個年輕人取取經(jīng)。讓慈禧最終決定選擇曹汝霖的，還有袁世凱的推薦。

當時，袁世凱、張之洞，甚至包括袁世凱的老對頭瞿鴻禨也主張立憲，加上張謇這些立憲派的呼聲，慈禧確實到了不能不重視立憲的時候了。

慈禧知道立憲對中國有好處，但她擔心一個最大的問題：立憲會不會只是對中國有利，而對大清不利？能不能保持他們滿人的江山穩(wěn)固？

所以，慈禧必須好好地思量。

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

曹汝霖在寫作《一生之回憶》的時候，對于慈禧的召見做了非常詳細的回憶。據(jù)曹汝霖在回憶錄中的記載，慈禧接見他的地點是頤和園仁壽殿。曹汝霖回憶，仁壽殿“殿門門檻高近二尺，殿門內(nèi)垂有又寬又厚的棉門簾，由殿內(nèi)太監(jiān)掀起讓進，啟落異常之快，若舉動稍緩，可能一足在內(nèi)，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儀”。

當然，曹汝霖還是很輕巧地從門檻里走了進去，他很慶幸在此之前，袁世凱已經(jīng)把面見慈禧要注意的一切細節(jié)都提醒了一遍，甚至包括進殿門時要快速，要避免“失儀”這樣的小問題都沒有忘記。

由于接見的時間非常早，仁壽殿的光線并不好，只有兩支蠟燭在照明，幾乎是漆黑一片。在這間房間內(nèi)，“太后正坐，皇帝坐左側(cè)”。

光緒帝首先發(fā)問：“你在外務部當差幾年？”之后才是慈禧發(fā)問。慈禧提出的問題非常仔細，主要是日本人如何立憲、開國會的相關情況。

在詢問基本情況之后，慈禧終于拋出了她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聽說他們國會里有黨派時常吵鬧的事？”

曹汝霖回答：“是的，因為政黨政見不同，故議起事來意見不能一致。”

慈禧繼續(xù)問道：“他們黨派哪一黨為大？”

曹汝霖解釋：“那時有政友會，是由伊藤博文領導的，又有進步黨，由大隈重信領導的。政友會議員人數(shù)較多，在開會時，因政見不同，時有爭辯，但臨到大事，朝議定后，兩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論了。臣在日本時，適逢對俄開戰(zhàn)問題，爭得很厲害，后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zhàn)，兩黨即一致主戰(zhàn)，團結起來了。”

對于曹汝霖的回答，慈禧太后在案子上一拍手，嘆一口氣，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

在慈禧看來，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似乎不應該推行民主和憲政，所以對于憲政有些猶豫，她始終擔心，一旦推行憲政，將會喪失滿族人打下的江山。

曹汝霖當然也感受到了慈禧的猶豫，所以趕緊補上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立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

慈禧隨后問曹汝霖為什么開國會能夠團結中國人。曹汝霖說：“臣以為團結要有一個中心，立了憲，上下都應照憲法行事，這就是立法的中心。開了國會，人民有選舉權，選出的議員，都是有才能為人民所信服的人，這就是領導的中心。政府總理，或由欽派，或由國會選出再欽命，都規(guī)定在憲法，總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權柄，即為行政的中心。可是總理大臣，不能做違背憲法的事，若有違憲之事，國會即可彈劾，朝廷即可罷免，另舉總理……”

短短幾句話，曹汝霖講出了三權分立、國王在憲法之下行事等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可見曹汝霖對于西方的憲政還是有相當了解的。

對于曹汝霖的話，慈禧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這個時候，光緒見慈禧不說話，就讓曹汝霖退下。曹汝霖給慈禧的一堂憲政課也由此結束。

曹汝霖的反思

對于這次面見慈禧，曹汝霖其實抱了不小的希望，他希望能夠向慈禧傳達他立憲的愿望。不過，慈禧也沒有完全讓他失望。

在曹汝霖的筆下，慈禧“目光炯炯，聲音不高不低，對于奏對，不厭求詳，一再下詢，想見她對于立憲，似感興趣，更可見她思想并不頑固，可惜平時沒有人以各國新政灌輸上陳”。

曹汝霖甚至還假設，康有為與梁啟超發(fā)動維新變法的時候，如果不是那么激進，“一日罷斥全部堂官，操之過急，反激起守舊者之反感”，而是好好地和慈禧商討，說不定就有一個和平過渡到立憲政體的機會。

曹汝霖的分析也不是沒有道理，他認為“太后是精明強干，喜攬大權，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為無權之人，或即可敷衍過去，亦未可知。”

不久，慈禧也開始了行動，她派出了端方、戴鴻慈、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五人出國考察。不過，這些考察還是草草收兵。

慈禧擔心立憲派救中國不救滿清，而立憲派認為慈禧是假立憲，立憲的道路由此被革命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