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縣）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征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后，魏征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征自請安撫河北，詔準后，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崳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占黎陽，魏征被俘。竇建德失敗后，魏征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征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沖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于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并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問道：「何謂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后，自己還被蒙在鼓里；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征說：「今后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征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么國家興亡，或未可知。」并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征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并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628），魏征被授秘書監，并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后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征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臺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饑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后大驚，當即深表內疚，并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并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征詢問。魏征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于魏征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準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后來，魏征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征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征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征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征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并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欲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633），魏征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征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圣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后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征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陜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征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后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魏征染病臥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征營構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吊唁，痛哭失聲，并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留有《魏鄭公文集》與《魏鄭公詩集》，《全唐詩》錄存其詩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別，創業守成之辨

“為君之道”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治國，魏徵也深深明白這一點。他總是適時地利用太宗的一些發問，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不僅解決了太宗的疑難，也達到了規勸的目的。這也是魏徵的聰明之處。

貞觀元年（627），太宗剛剛即位，對于為君還充滿了疑惑。有一天他問魏徵：“愛卿，你說何為明君，何為暗君？”

魏徵聽到此問，心中一動，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話嗎。他從容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主如果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可稱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聵的君王了。昔日堯經常咨詢下民的意見，所以有苗的惡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聽取四面八方的聲音，故共、鯀、歡兜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視聽。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趙高，最終導致亡國；梁武帝任用朱異一人，才引發侯景之亂；隋煬帝偏聽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亂而不自知。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應該兼聽廣納，這樣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會受到一兩個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點頭稱善，說：“若不是因為有了愛卿，朕聽不到這樣的話啊！”

君主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也同樣是儒家治國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魏徵繼承了這種思想，并通過太宗運用到了貞觀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原則在貞觀前期的決策中得到了比較好的堅持，太宗遇事經常會與朝臣們廣泛地討論。而這也是貞觀政治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貞觀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問道：“諸位愛卿，你們說說，是創業難啊還是守成難呢？”

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回答說：“隋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陛下身經百戰，歷經重重危險，才打下今日江山，這么說來自然是創業更難。”

魏徵回答說：“帝王剛開始創業的時候，都是天下大亂。亂世方顯英雄本色，也才能獲得百姓的擁戴。而得天下之后，漸漸有了驕逸之心，為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斷濫用民力，最終導致國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難啊。”

太宗總結說：“玄齡當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備嘗艱苦，所以覺得創業難。魏徵與朕一起治理天下，擔心朕生出驕逸之心，把國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覺得守成更難。現在創業時期的困難已經成為往事了，守業的艱辛，朕跟大家一起謹慎面對吧。”

群臣都賀：“陛下能這樣想，真是國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難易的問題，魏徵說：“守業很難啊。”太宗反問：“只要任用賢能之人，虛心接受進諫，不就可以了。為何說很難呢？”魏徵進一步作了發揮，說：“看看自古而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險的時候，往往能夠任賢受諫。但到了天下安樂之時，必定會懈怠，這樣日積月累，問題漸漸出現，最終導致國家危亡。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寧還能心懷憂懼，豈不是很難嗎？”

其實，創業與守成，打天下與治天下，是歷史上經常被討論的有關君道政體的一個重要話題。辯證地看，創業與守成同樣是艱難的。創業時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頑強的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等到戰勝了所有的敵手建立了新政權之后，從艱苦的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人，似乎還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說，房玄齡經歷過戰爭的艱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但是，在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后，如果還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變得驕傲自滿，放縱自己的欲望，不再關心人民疾苦，就會引起新的社會矛盾，導致政權的衰亡。魏徵認為，打天下還存在著“天授人與”的機遇，只要順應時勢人心，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而治天下就必須始終保持謹慎的頭腦，不能對個人的欲望有絲毫的放縱，這才是最難的。

其實魏徵也是經歷過隋末動亂的，只不過在太宗掌權以前，沒有跟隨他奪取皇位而已。說他不懂得創業的艱難，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養令他比房玄齡更明白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守成、是治國。當然也是因為魏徵沒有創業的功勞可居，沒有那方面的發言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