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同(1851-1907)，福建侯官(今屬福州)人，15歲考入福州船政局附設的求是堂藝局前學堂讀書，學堂的教員多為法國人，用法語講課，為陳季同打下了扎實的法文基礎。1875年陳季同畢業后被船政局錄用，同年隨法國人日意格到英、法各國參觀學習。此后歷任中國駐法、德、意公使參贊。

上世紀前半葉，法國戲劇藝術家安托南·阿赫朵感覺歐洲文化沉淪，已經“深度解體”，歐洲中心主義難以為繼，故而景仰代表“典型東方模式”的中國，有關論述頗多。巴黎伽里瑪爾出版社推出了26卷《安托南·阿赫朵全集》，可謂一座探索中法文化藝術交融的寶庫。

近日，翻閱法國布呂松書局出版的弗洛朗絲·德·麥赫迪厄所著《安托南·阿赫朵與中國》一書，讀到作者談及中國晚清駐法外交官陳季同1886年直接用法文撰寫《中國人的戲劇——比較風格研究》以及《吾皆知》雜志刊載的一篇文章《天之子降臨大地》。該文中轉述一位“精通法語的中國人”的巴黎奇遇，說：“幾年前，一個穿民族傳統長袍的中國人在大歌劇院廣場穿行，他就是陳季同將軍。一輛大馬車猛沖過來，差點將他撞翻在地。車夫口吐不堪入耳之辭，對伊惡語相加，但一聽對方反唇相譏，不禁驚呆了。那個‘天之子’竟然用最純的巴黎口音和土語回敬他道：‘滾開，啈！茍貍儂！’此事件轟動一時。”

這段尋常逸聞當時所以在法京引起軒然大波，傳遍大街小巷，是因為陳季同脫口而出“茍貍儂”一語，凜斥歧視黃種人的法國車夫。“茍貍儂”(collignon)一詞本出自19世紀一個車夫的名字。此人因與兩位乘客發生口角，一怒之下將二人殺害，1855年被判死刑處決，惡名留傳后世，變為人們對車夫的蔑稱。一個中國人竟然說出只有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語，可見其對法語掌握程度之深，怎能不令自視甚高的“巴黎佬”們驚訝。再者，拿破侖三世麾下的驍將庫贊·蒙托邦曾于1860年英法聯軍侵華時在中國河北省六里橋擊敗滿清軍隊，被授予“六里橋伯爵”頭銜，讓法國殖民主義者趾高氣揚。法國人根本不把“東亞病夫”放在眼里，動輒信口雌黃，碰見麻煩事就說：“C'est du chinois”(不可理喻)，污稱中國人“愚蠢”，種族主義氣焰囂張。今有一個中國人在他們的京城鬧市一身豪氣，應對傲慢的西方白種人，怎不讓頤指氣使者瞠目結舌，視為異常。

不過，陳季同事件也震動了六角國的有識之士。《吾皆知》雜志承認自己還有所不知，頓悟世態突變，在報道此新聞時為其《天之子降臨大地》一文配了一幅插畫，繪出一個中國人從地圖上面崛起，嚇得西方一群紅男綠女狼狽逃竄。這幅畫下印有這樣一段文字：“人們長久以來以為永不會蘇醒的沉睡者突然醒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欲一下甩掉趴在他身上、靠他的財富過活的寄生蟲。”下邊還有數行說明：“中國在沉睡幾個世紀后，從麻木中脫身。這一覺醒對老歐洲構成巨大威脅，見諸中華民族生活的條件的各種形態，從兒童徹底改變教育，到最近皇帝詔書簡化喪葬儀式，無不有所體現。”鑒此弘論，讀者不免想到拿破侖一世早先曾驚呼中國醒獅可能對世界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陳季同在巴黎的這一表現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尊嚴，爾后的西方來華者莫不交口“稱季同”。這位滿清政府的駐法國外交官雖受制于清廷重臣李鴻章，但毫無其上司對西洋人或東洋人的軟弱，而是不失肅祗，獨立不可侵犯。陳季同時任中國代理駐法公使，兼任駐比利時、奧地利、荷蘭、丹麥四國參贊，履行公務跟西方外交界接觸，出入歐洲大都市上流社會。他號“三乘槎客”，總身穿華服，風度儒雅，引眾人肅然起敬。英國漢學家、《聊齋》英語本譯者翟理恩稱贊他“法文知識廣博，談法國文學如數家珍”。陳氏還通曉拉丁文、英文和德文，在異域廣泛交游。然而，最令他遺憾的，是洋人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覺得他們管中窺豹，形容說：“碰上一個矮子，就寫道：‘在這個國家只見到矮子，就像到了格列佛筆下的矮人國。’”為此，陳季同跟法國文士蒙第翁配合，撰寫了《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戲劇》，由巴黎加勒曼·萊維出版社發行，被譯成英文和德文，其中《婦女》、《結婚》、《離婚》、《宗教與哲學》等篇幅還收入芝加哥版《中華帝國：過去與現在》一書，在歐美傳播開來。陳季同以濃烈的民族尊嚴感，亦不乏幽默地描繪中國社會風俗，表現中國人的內心，并以敏銳的洞察力將之與西方文化進行一番比較。巴黎評論界認為彼之作品兼備“伏爾泰的諷刺與孟德斯鳩的深刻”，作家法朗士強調作者“文筆坦誠而輕巧”。

陳季同遵循“尊而不侵”，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信守“知己知彼”的原則，于戊戌年間向《孽海花》作者，法國文學翻譯家曾樸表示：“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翻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

陳季同本人務實地從事了大量翻譯工作，除譯出《拿破侖法典》和法國律法文獻外，還翻譯了不少法蘭西文學名著，如雨果的《九三年》、《歐那尼》、《呂伯蘭》(即《呂伊·布拉斯》)，莫里哀的《婦人學堂》和左拉的《南丹與奈依夫人》。這方面，曾樸尊他為自己“學習法國文學的導師”。陳季同還非常重視把中國古典文學推介到歐洲，將蒲松齡的《聊齋》中《王桂庵》、《白秋練》、《青梅》、《香玉》和《辛十四娘》等26篇譯成法文，以《中國故事》為書名，由巴黎加勒曼·萊維書局出版。該集子后由詹姆士·米靈頓轉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又由荷蘭漢學家施古德于1890年4月1日在有影響的雜志《通報》上推薦，1900年被再移譯成意大利文在羅馬問世。此外，陳季同直接用法文寫作小說《黃衫客傳奇》和劇本《英勇的愛》，還有散文集《吾國》、《中國的娛樂》和《一個中國人筆下的巴黎人》等，譯著創作甚豐。

陳季同懷著一腔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活動中竭力維護中國的獨立和主權。1895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其附屬島嶼。陳季同先前曾在法國政治學堂攻讀“公法律例”，深諳國際法規。在此民族危機之時，受臺灣巡撫唐景松之請審時獻策，發揮自己的智慧。他搬出國際公法規定“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否”，依據這項條款提出“援引國際公法，臺民不服割地”，想以此宣布臺灣“自主”，抗拒日本“武裝接受”。可惜，他曲線保臺的策略沒能奏效，痛心寫下《吊臺灣四律》，表達自己的憤懣。

追溯疇昔，陳季同于1869年開始跟普羅斯佩，即日意格學習法文，接著隨師到法國和英國考察，紀錄歐洲印象，爾后擔任清政府駐歐洲外交官，和翻譯家馬建忠共事數載。他在巴黎生活長達16年，娶法國女子為妻，但始終沒有“全盤西化”，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一個中國儒士的風骨和氣節。據傳，一個英國女子對他愛慕之極，到了要找其法國妻子決斗的程度。然而，清政府駐英國大使薛福成妒嫉陳季同的才華及其在歐洲所獲美譽，借其在法國和英國因辦理北洋債務欠巨額款項一事，上書李鴻章，將其革職返鄉，落到一貧如洗的田地。陳季同于1907年含憤辭世。

作為一位最早融合中西文化的作家，陳季同還留有《三乘槎客詩文集》、《盧溝吟》和《黔游集》，供后人研讀。今天，悉心探究其一生寶貴閱歷，尤其是他當年在巴黎大歌劇院廣場的義士之舉，不禁聯想荀子所云：“尊嚴而憚，可以為師。”此為后來人追念逝者應得的教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