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裝沒有了能夠真正擔當的主帥，終于步綠營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戰斗力，來自湘軍的勇營體系武裝成為滿清的基本軍事力量和主力。雖然后來的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宣布了這種新興武裝仍然腐朽、落后，不足以保證對外戰爭的勝利，但是，漢人控制滿清軍事力量的格局已經注定，從而構成了滿清最終垮臺的基礎。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歷1865年5月18日)，在山東曹州吳家店(今山東菏澤市牡丹區吳店鎮)發生一個重大事件：滿清世襲罔替(俗稱鐵帽子王)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率兵輕進追剿，被捻軍包圍殺死。一名鐵帽子王戰死所具有的輿論震撼性當時極其強烈，但僧格林沁之死的歷史意義遠不止此，而是構成了晚清歷史的一個軍事轉折點。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意義，必須要了解滿清的基本軍事體系及其演變。

滿清在順治期間(17世紀中葉)形成了八旗和綠營軍事制度，兩者稱為經制兵，也即今天所說的國家正規軍。綠營是滿清入關后繼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漢人為基本的軍隊，常規保持60萬人之眾，而八旗兵力可能僅為20萬人，最高的時候為35萬人。盡管如此，八旗軍隊是滿清的看家武力。就駐防而言，綠營分散在全國，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華南、華中、華東，有戰事時才進行集中。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國駐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區，因此，八旗主力相對綠營處于優勢狀態，是滿清最后的鐵拳。嘉慶(18世紀末19世紀初)之后，無論是綠營還是八旗，都開始明顯腐敗、衰落，但國家基本軍事體系的格局并沒有變化。

1851年太平天國興起，隨即捻軍興起，問題頓時格外嚴峻。太平天國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戰，滿清進行應對的主要是綠營，然而綠營根本沒有能力獲取優勢，咸豐皇帝在1852年底就開始大力組織團練，成為湘軍出現的直接原因。1856年太平天國第一次打敗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1858年第二次打敗江北大營，1860年第二次打敗江南大營，就此，綠營武裝基本失去了戰斗力，從而湘軍得以真正興起，成為滿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裝和主力。

盡管太平天國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進行北伐，捻軍也隨即像瘟疫一樣在北方傳播開來，但他們還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擊。滿清對付太平天國北伐和捻軍的主力，已經不是綠營，而是八旗。在這個過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為滿清最重要的守護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國北伐主帥林鳳祥、李開芳，給予了全殲，隨即應付進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聯軍，又接連獲取擊敗捻軍的勝利。然而，捻軍屬于流竄作戰，僧格林沁既有剿不勝剿之苦，又在接連的戰術勝利中越來越輕敵，終于在山東曹州率領不多兵力死命追敵而陷入包圍，一代名將戰死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裝沒有了能夠真正擔當的主帥，終于步綠營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戰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戰死的前一年，湘軍攻占了天京(南京)，標志著太平天國已經失敗。僧格林沁一死，曾國藩馬上就奉命北上對付捻軍。盡管湘軍已經進行解散工作，但李鴻章部和左宗棠部興起，李鴻章、左宗棠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國殘余后也率軍北上。1868年捻軍基本被剿滅，曾國藩擔任了直隸總督。就此，盡管八旗、綠營仍然存在，但來自湘軍的勇營體系武裝成為滿清的基本軍事力量和主力。雖然后來的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宣布了這種新興武裝仍然腐朽、落后，不足以保證對外戰爭的勝利，但是，漢人控制滿清軍事力量的格局已經注定，從而構成了滿清最終垮臺的基礎。

由此可見，約150年以前在山東曹州吳家店的一場規模不大的戰斗，所導致的歷史后果是多么嚴重。當南方太平天國被打敗，無論僧格林沁死與不死，北方捻軍被剿滅都已經注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會是滿清的鐵拳，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的勇營武裝很難獲得向北控制的機會，所面臨的命運要么綠營化，要么就像曾國藩已經在做的那樣進行解體。總之，漢人不會有這樣一個成為滿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權的歷史性契機，后來相應的所有歷史演變就會全然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