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溥儀的處境。1934年3月5日的《時代》里寫道：“騎自行車是他的愛好之一。作為一個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無人警衛下走出皇宮，于是他只好在花園里轉來轉去，練習車技。”

19世紀中葉美國商人和傳教士從新英格蘭坐船，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他們驚訝地發現，這片離他們最遠的土地上有著如此多的文化異象：男人的長辮子，女人的小腳，奇怪的戲曲服飾，繁復的禮儀和規矩……“這個新鮮、奇特的社會喚起我們同樣多的好奇與貪婪，乃至最終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國最權威的中國近代史學家費正清寫道。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男人們已經剪掉了辮子，女人們也扔掉了裹腳布，很多規矩被打破了，外國人成為這里規矩的制定者。可是還有一個人，在美國人眼里是那么的“異象”，依舊是喚起他們好奇和同情的典型代表。這個人就是溥儀，美國人叫他“亨利·溥儀”。

1934年3月5日和1936年2月24日，溥儀兩次登上《時代》封面。

在1934年3月5日那篇名為《蘭花皇帝》的封面文章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畫了這位末代帝王在近期的異象場景：“上周，木匠已經仿照北平天壇的樣子搭建了一個小復制品，以及大典時用的臺階。還準備了雕有龍和蘭花黑檀木寶座。裁縫們在龍袍上繡上了皇家專用的黃色，寶石工匠雕琢出了如意和玉權杖。觀天象的說，到時候溫度可能會低到零下20度左右，所以登基慶典要從日出后開始，一直進行到中午。亨利要花好幾個小時來穿龍袍、拜祖宗畫像，然后接受官員的朝拜。戴著蘑菇樣的有紅流蘇的帽子、衣服鮮艷花哨的傳統樂隊，將演奏48面鑼鼓，用玉錘敲擊八根長長的硬木條，24支嗩吶聲音洪亮，直沖云霄。”溥儀這是又一次要登基做皇帝了。就像《時代》的這篇文章中寫到的，“只有28歲的溥儀，對皇冠卻并不陌生”。

溥儀姓愛新覺羅，1906年生于北京什剎海邊的醇王府，是光緒皇帝的侄子，醇親王載灃的兒子。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一天的時間內先后死去。不滿3歲的溥儀繼承帝位，次年改年號為“宣統”，由其父載灃攝政。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第二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儀頒布了《退位詔書》，溥儀退居紫禁城中的養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滅亡和延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結束。

辛亥革命后，按袁世凱擬定的對清皇室的《優待條例》，溥儀退位后皇帝“尊號仍存不變”，“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并“暫居宮禁”，因而溥儀退位后，故宮內除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劃歸民國外，其余地方仍歸清皇室所有。溥儀退位后念念不忘復辟，1917年7月1日，他在張勛等人的擁戴下，宣布復辟，又一次當上了皇帝。

在全國人民的一片討伐聲中，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討伐張勛。7月7日，南苑航空學校派飛機向宮中投下三枚炸彈，按照《時代》上的說法，這是中國的戰爭中第一次使用飛機。宮中的太妃們有的鉆到桌子底下，有的嚇得驚叫，太監們更為驚慌，亂成一團。在廊坊擊敗張勛的“辮子軍”后，7月12日，討逆軍進入北京與張勛的軍隊展開戰斗，張勛逃往荷蘭公使館內。溥儀看著他的師傅和父親替他擬好的退位詔書，失聲痛哭。這年溥儀11歲。歷時12天的張勛兵變、溥儀復辟的鬧劇結束。

可是更令這位曾經的“帝王之尊”辛酸的日子還在后面。溥儀復辟讓許多人覺得“宣統太不安分了”！留溥儀在宮中，就等于給中華民國還留著一條辮子。舊皇宮成為復辟勢力的大本營。民國的各派勢力爭權掠地正忙得不可開交，哪容得這個前朝遜帝再來添亂？于是1924年11月4日，民國政府國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馮玉祥關于驅逐溥儀出宮的議案。11月5日，正式下令將溥儀等驅逐出宮，廢除帝號。溥儀等成為中華民國普通國民。

“逼宮事件”來得突然，溥儀毫無準備。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限定溥儀等要在2小時內全部搬離紫禁城。溥儀覺得太匆忙，來不及準備。他想找莊士敦、找醇親王商量，但電話已被切斷。這時隆裕太后已死，兩位太妃死活不肯走。載灃進宮，也沒有主意。鹿鐘麟極力催促，聲言時限已到，如果逾時不搬，外面就要開炮。王公大臣要求寬限時間，以便入告，盡快決定。鹿鐘麟對軍警說：“趕快去！告訴外邊部隊，暫勿開炮，再限20分鐘！”內務府大臣紹英入告溥儀，限20分鐘，否則要開炮。溥儀在修正優待條件上簽了字，決定出宮。溥儀交出“皇帝之寶”和“宣統之寶”兩顆寶璽。當日下午4時10分，溥儀乘坐汽車在鹿鐘麟的護送下直奔溥儀當年的出生地——什剎海的醇親王府北府。十六年前，不到3歲的溥儀剛坐上紫禁城里的龍椅時，哭鬧著對父親載灃說“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十六年后，真的回家了，車里的少年溥儀看著窗外漸漸遠去的紫禁城，復雜的心情又該如何名狀……

在醇親王府北府住了一段時日后，在日本人的百般勸誘下，溥儀先是躲進了日本公使館，1925年2月又由日本便衣警員護送到了天津的日租界。在天津蟄伏了一段時間后，1927年，溥儀又出現在媒體面前，并接受了《時代》記者的采訪。那次采訪中他說：“我們今天在中國所看到的，除了政局的混亂、背叛、賄賂、戰爭以及人民所承受的越來越多的苦難外，就沒有其他的了。這些都是那些腐敗的將軍們造成的。他們遍布各地，進攻，撤退，再進攻——這些都不是為了中國，只是為了他們個人”。他還滿懷憧憬地說道：“今天，當一個皇帝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一個好皇帝要為人民著想，會是人民的好父親。我的能力和智慧還不能擔當中國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確信會有這樣一個人出現，成為一個統一中國的皇帝，他一定是一位比我偉大的人。”

尚且不論后來者是否偉大，這個時候的溥儀卻在不停地干著一件件傻事來證明他的不偉大。隨著日軍侵華陰謀的漸漸成形，他們也加緊了對溥儀的拉攏和扶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11月2日，侵華日軍間諜頭目土肥原夜訪溥儀，說明日軍在東北只是反對張學良，對滿洲沒有領土野心。溥儀表示接受土肥原的建議，到東北做滿洲國皇帝。得到了消息的張學良非常憤怒，11月6日晚6點，“張往溥儀居住的靜園送了一籃水果，里面藏了炸彈。不是想炸死他，是想讓他清醒”(張學良的研究者郭冠英語)，但是這樣的做法反而加快了溥儀的安全感的喪失，四天后，溥儀出關投靠日本人。1932年3月9日，日本正式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以溥儀為“執政”，以鄭孝胥為“國務總理”，年號“大同”。1934年3月，日本改“滿洲國”為“滿洲帝國”，改“執政”為“皇帝”，改年號“大同”為“康德”。

可是在日本人如影隨形的監視和細微入毫的掌控下，溥儀的日子也并不好過。1934年3月5日的《時代》里寫道：“騎自行車是他的愛好之一。作為一個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無人警衛下走出皇宮，于是他只好在花園里轉來轉去，練習車技。”

溥儀充當偽滿洲國皇帝時的宮殿位于長春市的東北角，是現在長春最有名的旅游景點。這里的一切都經過了日本人精心的安排。整個偽皇宮為日本關東軍設計建造，以日本和西洋建筑風格為主。加入了些許中國傳統風格，也是為了掩蓋他們的侵略本質而作的寥寥草筆。在宮殿里隨處可見的偽滿洲國的“國徽”，是由代表東北的高粱花、代表日本的菊花、代表偽滿的蘭花組成的“蘭花御紋徽”。在這座宮殿里，勤民殿相當于當年紫禁城里的金鑾殿，是溥儀當年處理政務、辦公的地方。當偽滿皇帝的初期，溥儀還算勤政，可后來當他發現自己批辦的奏折、文件不僅是日本人擬好的，更有很多是已經決定了的事情時，他的熱情陡然下降。從那以后，溥儀基本上不進這個書房了。那以后的溥儀，在所有“圣旨”和“奏折”上，留下的全部是“知道了”、“可以”這樣的詞句。李茂杰在《東北十四年淪陷史》中說：“所謂‘滿洲國是王道樂土’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來的謊言。溥儀則在謊言中自欺欺人地繼續著他的皇帝夢。溥儀登基用過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間正是溥儀有如籠中鳥一般生活的寫照。”

除了政治上的控制，日本關東軍還對溥儀的生活和精神無所不控。14年里有10年，溥儀都是與一個日本人一起度過的，他就是“帝室御用掛”吉崗安直。溥儀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說：“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

在精神上，溥儀必須每天定時觀看日本影片；定期祭拜偽皇宮東南角的“建國神廟”，里面是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神體的法器；在同德殿叩拜廳，表面上君臣是向溥儀參拜，實際參拜的卻是日本“天皇”，因為方向并不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坐北朝南，而是坐東朝西。按照日本人的想法，東方是日本天皇所在。甚至溥儀每一次剪發，都要由日本人負責。

1932年5月，國聯調查團來到了東北。他們向溥儀提出了兩個問題：是怎么到東北來的？“滿洲國”是怎么建立起來的？在看了看身邊坐著的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后，溥儀老老實實按照預先囑咐過的說：“我是由于滿洲民眾的擁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1934年《時代》的那篇文章的最后，作者也不無感嘆地寫道：“如果他自己能決定的話，亨利·溥儀會希望舉辦一個簡單、舒適的儀式來宣布登基為滿洲國皇帝，就像上周比利時新國王利奧波特三世宣誓登基時的儀式一樣。但是，在十年前中國沒有給他分文并拋棄他后，是日本選擇了他。日本需要他成為一個象征來向世界表明，滿洲國是獨立的，是他這個眼睛深凹的有名無實的領袖，用皇家宮廷的壯麗吸引著滿洲農民的目光。”

就像費正清說的，所有的好奇最終成了同情。1934年3月5日的《時代》里寫道：“溥儀的一生軟弱無助，總是成為這個或者那個代理人手里的一個工具。”可是當時的溥儀卻沒有這樣認為。也許他還沒有意識到他早已經無可避免地成為中國人的一份子，而不單單只是一個滿族人。他所建立的滿洲帝國，并不是大清國的一部分，卻成了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所謂的中國，在他眼中儼然成為他的敵人，所以，在他的眼中，是沒有“漢奸”這個概念的，因為他認為他是一個滿人，根本與“漢”無關。

所以當1936年2月24日再次登上《時代》封面時，溥儀就已經是與蘇聯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以及蔣介石同時出現了。封面文章的背景是 1936年新年伊始日軍與蘇軍在中蒙邊界發生的軍事沖突——“滿洲帝國”在這次沖突中顯然是作為日本的附庸出現，就連封面照片上溥儀的衣著服飾都與日本天皇的有些神似。

1936年，在今天看來就是大戰開始的前夜了。那一年的蘇聯，正擔心著陷入對德對日兩線作戰的局面。面對日本法西斯的挑戰，英美希望推動日本北進蘇聯，同時確保自己在中國內地勢力范圍，在此基礎上，他們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姑息忍讓。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兩大戰爭策源地形成之時，也是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勢力盛行之際。無論是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還是西班牙內戰等國際事變中，美國都奉行中立政策。

1931年10月，美國總統胡佛在講話中公開表示同情日本，說他“始終反對任何制裁”。第二年的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同時向中日兩國政府發出“美國關于滿洲事變的照會”。照會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徑僅采取了“不承認主義”的態度。照會表示：美國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表所訂立的任何條約或協定，有損于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或有損于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或違反“門戶開放”政策者，美國政府均無意承認。這個照會雖對日本進行了政治上的譴責，但次日美國又發表對該照會的解釋，表明美國毫無干涉日本在滿洲的合法權利和任何事件的解決方法。正是英美的綏靖政策使日本順利完成了對中國東北的占領，并敢于在中國進一步擴大侵略。1933年羅斯福上臺后，仍奉行被美國學者莫里森也斥為“災難性的綏靖政策”。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為了爭取同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合作，美國“將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1932年到1936年，美國對日本輸出的石油和廢鐵廢鋼比以前增加了將近1倍。

費正清曾經精辟地分析過美國政客的中國觀，他認為美國人并不否認中國人享有民族自決權和個人自由，但從未采取行動使這些理念變為現實。在美國人所推崇的價值理念與他們所面對的中國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造成了他們政策的錯亂，形成了人道主義理想和現實主義戰略的對立。美國出于道義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卻不愿意為道義而同日本作戰。美國拒絕承認滿洲國，同時卻向日本出售武器。所以我們在1936年《時代》的這篇文章里看到的也大抵是這樣的矛盾：作者諷刺蘇聯害怕遭到德日兩面夾擊而不敢幫助中國并在外蒙古大做文章，可美國自己也僅僅只扮演了“道德觀察員”的角色；美國在外交上沒有承認“滿洲國”，可在《時代》的國際新聞部分，“滿洲國”的新聞已經與中國的相區別，被單列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