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庸是杭城聞人，19世紀中后期國內資產最富的民營企業家，同時也是浙江在全國知名度最大的人物。不過杭州人一般都愛稱他的字號叫他胡雪巖。此人身世頗富傳奇色彩，尤其發家過程，更被當今大大小小的財富專家引為經典個案。胸襟、氣度、手段、忍耐力，這四樣東西，再加上他天生的商業頭腦，可謂一生商戰所向披靡的立身之本。想想也是，一個年輕時名不見經傳的錢莊小伙計，因偶然在茶館喝茶認識了一個叫王有齡的候補副縣級干部，就不惜挪用公款五百兩下血本投資，相當于在股市最低迷時敢于大膽入市，以地板價抄到一只日后漲了幾十倍的大牛股。這樣的膽量、眼光，試問現在又有幾人能做到？

晚清作家汪康年所著《莊諧選錄》對整件事的過程是這樣記載的：“胡為某錢店司會計，有李中丞者，時以某官候補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詣其店，眾慢不為禮，胡獨殷勤備至，且假以私財，某感之。誓有以報。迨后揚歷封疆，開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縣曰：‘凡解糧餉者必由胡某匯兌，否則不納。’眾微知其故，于是錢糧上兌，無不托諸胡，胡遂以是致富。”汪提供的細節生動而具體，向為胡的傳記作家們所珍愛，但其中有一人的姓被他搞錯，筆記里說的李中丞，其實就是后來擔任浙江糧臺、浙江巡撫的王有齡。

幾年后胡再次出手，以兩萬銀子加愛妾阿巧的代價，投資卸職在家的前浙江藩司(即布政使，負責一省人事、財政的副省長)何桂清，讓他去北京跑官，爭取成為下一屆浙江巡撫人選，使的也是這種見跌抄底的手法。這姓何的也是好樣的，既惑于金錢美色的刺激，又感于胡的情義，經過在朝廷的一番上下活動打點，果然如遂其愿，順利出任巡撫一職，相當于當上了浙江省的省長，后來讓胡再次賺了個缽滿盆溢。

稍后，對同樣出現在他生活里、先后擔任過浙江藩司的麟桂、蔣益澧等人，他的投資方式似乎有所變化。對這些走馬燈般來去頻繁的本省現職高官，胡基本是以買績優股的心態跟他們打交道的。付出的價格雖高，但由于質地佳，業績好，不管什么時候買入，總能保證自己有賺。比如借給麟桂的那二萬兩銀子，換取的是胡的阜康錢莊獲戶部表彰，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浙江省獨家代理銀行，外加其時打得正急的太平天國戰爭中清軍江南大營的軍費匯兌全由他代理的天大好處。而接任的湘軍大將蔣益澧，可能因聽說過一些傳聞，上任伊始本存了治他一下的念頭。但胡一見面就是大手筆，從腰包里掏出十萬兩銀票奉上，說要代表飽受戰爭之苦的杭州人民慰問大軍，使得蔣非但下不了手，還立刻把浙江省財政廳每年的收入都交給他打理。

另外，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可能也是胡長期持有的一只績優股，至少兩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比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要深。因為后來胡的商業巨艦沉沒之時，舉國震驚，朝廷下旨嚴辦，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此時站出來為他上本，在慈禧面前說好話、極力周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上司左宗棠，另一個非常奇怪的就是曾國荃。我們知道，左宗棠系他死黨，兩人之間鐵得就像左手跟右手，再怎么做都好理解，而曾某跟他的交情一向不見記載，連高陽的巨著《紅頂商人》里也幾乎沒有片言只字涉及。此時曾表現出來的俠義，難免有些讓人吃驚和意外了。

我們終于說到左宗棠了，此人不僅是胡一生結交的最大高官，同時也是他唯一肝膽相照、不計功利的朋友。當然，以在商言商的角度而論，最初胡跟他打交道，恐怕也未能免俗。也就是說，在胡的眼里，同治初年出任浙江巡撫的左宗棠，應該也是一只股票，只不過是所有股票里價格最高，成長性最好，因而也最值得投資的一只罷了。兩人的過命交情，是在后來的密切交往中逐漸培養起來的。對左而言，作為一名杰出的軍事統帥，生平最讓他煩心的，就是必須騰出一半精力去處理那些打仗以外雜七雜八的事情，現在有了神通廣大的胡，就好辦了，一切都可以交給他去搞定。

反過來也一樣，在遇見左以前，胡資產實力再雄厚，生意場上名氣鬧得再大，卻不過是普通鄉紳，如果戶口所在地仁和縣的縣太爺想要威風一下的話，可以隨便讓他下跪磕頭。仰仗左的提攜照拂，此后不僅獲得從二品候補布政使的顯赫政治身份，賞穿黃馬褂，賜一品頂戴，全家跟著風光不說，連身邊的管家也被朝廷賜予六品官爵，相當于現在的副廳級了。因此，兩人的結合，完全符合經濟學上的互補定理，具有相當穩固的現實基礎。

一個出身貧寒、連小學可能都沒畢業，月薪四兩的錢莊跑街學徒，通過做生意交朋友，現在不僅富可敵國，居然還成了國家副部級的后備干部，以光緒初年身價最高時總資產兩千多萬兩白銀計，起碼有一半以上是在結識左宗棠以后賺到的。從最初辦糧餉、辦西征軍需，到稍后在福建代辦海備，籌建南洋艦隊，再到后來包攬進口武器生意、全權代理國際貸款業務，每一項的進賬，恐怕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以同治六年(1867)至光緒七年(1881)前后六次向外商借款為例，累計總金額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年利率一分五厘六到九厘五不等。按當時通行的一頭吃外商回扣，一頭吃利差的兩吃法，其中代理商的利潤大約在六百萬兩左右。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知悉此事后，曾在當天日記里寫道：“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報一分五厘。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

左宗棠胡雪巖兩人最后關系鐵到什么樣？我們可以再來舉一個例子。同治十三年胡在代理湘軍采購德國水雷一事中，每顆六兩買進，賣出價是每顆三百兩，私下提高了整整五十倍。左在知悉此事后只是壓了壓價，壓到了每顆二百四十兩。后派人去海外了解到真實價格，怕事情萬一泄密將引發禍端，才臨時決定取消這筆訂單。但始終給胡面子，不跟他說破此事，依然像以往那樣給予絕對的信任。胡方面呢？自然也不含糊。左宗棠最后一次籌辦南洋防備、招募六千湖南鄉勇，急需胡提供五十萬兩銀子用于練兵，實際上已是退休前一年的事了。也就是說，當時幾乎任何人都能看出，左作為一只連漲了幾十年的大牛股，即將面臨退市。而作為股市高手的胡雪巖，又焉能瞧不清楚這一點！但他當時不顧自己頭寸緊張，毫不猶豫就一口答應下來。一般學者都把胡金融帝國的塌陷歸于他在生絲囤積上的失敗，但實際上推倒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卻是阜康錢莊因商業對手謠言導致的擠兌。如果不是把手頭可以調動的款子都給了左宗棠，這場風波幾乎完全可以化險為夷，甚至不會有發生的可能。

一個是恩寵特加，一個是士為知己者死。作為國家重臣的左宗棠和作為民營巨商的胡雪巖，用他們二十余年的赤誠相交演繹的，是一個類似管鮑之交那樣的俠義傳奇，還是傳統的官商勾結、利益分享的落套故事？這或許取決于我們從何種角度去認識。事實上，胡在面臨破產的生死關頭，唯一想到有可能施與援手的人就是左宗棠，他趕緊向當時正在福建馬尾跟法軍作戰的左拍去加急電報求救，但在上海電報局被左的政敵李鴻章親信盛宣懷扣留。而事后左在得知慈禧欲重治已擁有不法商人新身份的胡時，不顧年老病重，立刻上書朝廷，盡最大努力周旋庇護。兩人的友情后來甚至超越人間紅塵、延續到了地下，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建，僅兩個月后的11月上旬，在杭州的胡雪巖就迫不急待追隨他的恩公郁郁而去。這一天，距朝廷正式下旨，對他進行革職查抄、嚴加治罪，尚未滿一周。

生前風光無限，華屋巨室，妻妾滿堂，個人資產總值可達國家年財政收入40%的胡光庸，臨終那一刻的情景，據當時知情人目擊可謂相當凄慘，不過“一豆青燈，七尺銅棺”而已。由于此前已有消息說可能會被抄家，出于自保，身邊家眷子女已被他全都驅散。只有一位忠誠的老仆始終陪伴著他，并于身后將他的棺木葬在杭州西郊鷺鶿嶺下的亂石堆中，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被人偶然發現。包括他耗資近百萬建起的胡氏豪宅和胡慶余堂，前者死后僅以一萬元的價格抵給他人，后者甚至在身前的經濟危機中就已變賣還債。我們現在有幸看到的，是本世紀初杭州市投資近三千萬元對之重新修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