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夏（1436－1516年），字時雍，號東山，死后明朝廷賜謚忠宣，故世稱劉東山、劉忠宣。仕明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歷官皆著政聲，朝廷嘉獎，百姓頌揚，“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發可議。”明孝宗察其“廉且練事”，為官之清廉，辦事之干練，皆遠超其他大臣，遂傾心倚重，劉大夏也竭誠輔佐，貢獻頗多，成為朝野公認的弘治中興第一名臣。

破除潛規則 廉得堅定

自唐玄宗開元時起，于正賦之外，常常隨意加征雜稅，征收所得，謂之“羨余”。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轄內百姓征收雜稅，漸成常態，卻不入官府賬簿，任地方長官隨意支配，或用以行賄，或自飽私囊，所謂“羨余”，遂成為官員貪腐的重要財源，不合法，卻“循規”，數百年間，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國為十三省，布政使為一省行政長官，俗稱“方伯”。劉大夏于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廣東右布政使。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廣東省府官庫中也有一項羨余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飽私囊，相襲以為固然。劉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庫藏，發現有一筆前任布政使沒取盡的羨余錢，遂命掌管倉庫的吏員將其記入官庫賬簿。庫吏援引舊例，說這筆錢理應歸新任布政使，而不應附列官簿。劉大夏已在官場干了二十多年，又洞達世務，自然明了羨余錢的慣常用途，將眼前這筆錢裝進自家腰包，既不違法，也不會遭非議，但又覺得有些不對勁，對庫吏的提示，他遲遲未作回應。沉默了好一陣，劉大夏忽然大聲自責：“劉大夏，你日常讀圣賢書，立志堂堂正正，做個好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應得之財，就猶豫不決，亂了心志？實在有愧古圣先賢，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命令庫吏將那摞赫然高聳的“羨余”，統統附列入官賬，以供省府正常開支用，自己分文無取。

劉大夏以堅定的廉潔之行，在廣東一舉破除了風行數百年的貪腐潛規則，深受百姓愛戴和時賢崇仰。大儒陳獻章隱居廣東家中，聲震朝野，被譽為“真儒”、“活孟子”。陳獻章也高自期許，對人少有許可，而獨與劉大夏交好，稱頌劉大夏“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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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觀獨到 廉得超脫

如果說，服膺儒家傳統思想，具備高尚道德情操，是劉大夏面對非分所得，果斷說“不”的精神動力，對財富深刻而獨到的認識，則是其在取舍予奪之間，舉重若輕、灑脫超然的不二法門。

弘治十一年（1498）秋，劉大夏從戶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華容老家，在祖墳旁建了一座草堂，養病、讀書于其中，并親率子弟耕田種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種所得，僅足衣食。劉家人世代禮讓忠厚，有惡鄰竟以為其軟弱可欺，肆意侵奪劉家田地，劉大夏“任弗與爭”，干脆拱手相讓，不與爭講。

古時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處處都要對之懼讓三分。劉大夏身為朝廷財政大臣，官居三品，卻主動拿土地讓人，他這樣做，固然有深受古賢“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思想影響的因素，但更得之于他對財富異乎常人的感悟。劉大夏常說：“財貨須農務、負賈，凡力得者獲用，其易至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親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見，只要是財物，不管用什么手段，從什么途徑得到，皆可為我所用。劉大夏卻認為：只有通過務農、經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勞而得到的財貨，才能“獲用”，才屬己有。除此之外，輕易到手的，特別是“官貨悖入”，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所得，“終非己有”，到了也不會屬于自己。暫時得到，一心想為兒孫造福，兒孫見其得之容易，也不會珍惜，或轉眼即揮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災引禍。

劉大夏身處明代中葉，有這樣遠超時人的慧眼和特識，他的廉潔，自然比其他古賢來得自覺，來得堅定而徹底。為官，就恪盡職守，薪俸之外，一無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讀，勞動養家。雖然他一生沒有機會經商，卻數度親操農務。在東山草堂專心耕讀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劉大夏又被朝廷征召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歲的劉大夏從兵部尚書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從此，“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全無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農毫無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劉瑾陷害，被逮之時，劉大夏“方鋤菜園中”。正德五年，從發配地回家，已75歲了，劉大夏依然耕讀不輟。他的一個時任巡撫的門生，從百余里外來拜謁他，途中向一個犁地的老農打聽“劉尚書家”，老農親為帶路，及至到家，才認清“老農”就是劉大夏。

對財富獨到而深刻的認識，讓劉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許多世俗重負，如荷立泥塘，挺然凈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驕陽，于輕松自得，超然灑脫中，盡享生命的高貴。當其被劉瑾發配甘肅酒泉，“氈帽布袍”，“策一蹇驢赴戍所”，故人饋贈，一概謝絕。到了酒泉發配地，身上沒錢，當地有關部門懼怕劉瑾，不敢給他安排食宿。有個總兵官，是劉大夏任兵部尚書時舉薦的，悄悄送給他一百兩銀子，劉大夏拒絕了。又有個參將派人給他送錢，怕劉大夏不接受，行前，給被派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讓劉公收下，你就不要回來。劉大夏真誠地告訴那人：我老了，身邊也只帶了一個仆人，我們每天食用，不過花幾十個銅錢，尚能勉強度日。如果接受了你們的饋贈，仆人見錢起了邪心，不愿跟我受苦，竊之而逃，丟下我一人，“孤身沙漠，非陷身死地乎？”讓那人持原物返回。剛開始，人們對劉大夏的舉止還有些不解。過了不久，和劉大夏一起發配到此的鐘尚書，因攜帶的財物較多，果然被其仆人竊之而逃。人們這才佩服劉大夏的眼光，“謂公如神”。

對財富獨到而深刻的認識，也讓劉大夏善于識人，使其人生，本能地遠離貪腐之徒。當其從發配地被赦還家，途遇某都御使，“見其騶從服食之盛”，便知其必為貪腐之人。都御使“職專糾劾百司”，本“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此人卻如此顯擺，劉大夏當即斷定：“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后。”果然如其所料。

寧死不行賄 廉得高潔

劉大夏輔佐明孝宗，力革宦官弄權之弊，深遭宦官和諂附宦官的閹黨忌恨。明孝宗死，明武宗剛一繼位，就一反明孝宗弘治之政，重用宦官和閹黨。劉大夏知道朝廷大局已變，自己無力回天，遂于明武宗正德元年請求致仕。戶科給事中劉茝上奏盛贊劉大夏，稱其“官至二品，不為子乞恩，歷官數十年，家不逾中人之產”，實為“一時之望”。

廉貪看家產。劉茝對劉大夏的評價，很快就得到有力的證實。劉大夏被迫致仕后，閹黨劉宇、焦芳又向劉瑾進讒，說是抄劉大夏的家，“可得幾萬金”，“可當邊費十二”。劉瑾于是下令逮捕劉大夏，并專門叮囑一個姓羅的官校，注意查看劉大夏的家產。姓羅的官校到了劉大夏家，檢查其收藏，只有退休金三十余兩，劉大夏讓其帶走，“官校感泣不納。唯索詩一律載之。”劉瑾原本想給劉大夏定死罪，因遭朝臣反對，又得知“大夏家實貧”，只好改判發配戍邊。

劉大夏被劉瑾矯旨逮捕時，同行者估計將會被迫害致死，建議行賄以求生，劉大夏堅決不干。他說：“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及子孫，且喪此一生矣。”

劉大夏眼里容不得半點沙子。他清楚，受賄可恥，行賄也不光彩。為免一死而向權宦行賄，就會毀了一生高潔的操守，壞了家風國風，實乃罪莫大焉。所以，他寧肯以一己之死，也決不讓神圣的廉潔高潔受絲毫玷污。

其實，劉大夏的廉潔和家貧，早已朝野共知，深受贊譽和崇仰。

明憲宗成化末年，劉大夏由福建右參政任上告歸，在家守父喪。進士董損齋出差路過，聞名拜謁。劉大夏留其吃飯，主食唯麥飯，菜肴唯糟蝦，別無他。董損齋大受感動，遂以劉大夏為楷模，“終生持雅操”。

明孝宗也深知劉大夏之廉。劉大夏入朝后，更“察知大夏廉且練事。”弘治十八年（1505）春，一天，明孝宗單獨召見劉大夏和另一廉臣戴珊，議事畢，特令宦官拿來兩錠白金，親手一人賜給一錠，動情地說，“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最近是官員述職的時候，各地官員都聚集京城。我聽說朝廷一些公卿，為避受賄之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敢向你們行賄？我了解你們，故有是賜，以“小佐爾廉”，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戒利不好名 廉得徹底

劉大夏終生廉潔自奉，律己特嚴，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說：“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

誠如其言，劉大夏戒利，戒得堅定而徹底，遠名，遠得徹底而堅定，既不貪利，也不貪名，劉大夏的廉潔，不僅高出他同時代的廉吏，也高出許多古賢。

劉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機會很多，最難得的是弘治后期，明孝宗對他的親切、信任、依賴，有如家人父子，經常單獨召見他，君臣同心，共商國謨，攜手將輝耀史冊的弘治中興推向巔峰。這要放在別人，正所謂千載難逢，機不可失，宣揚之，記載之，出書，立碑，樹之通衢，藏之名山，讓自己的大名，既赫然于當代，更彪炳于青史。與劉大夏同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近乎于此。王恕早在弘治初期，即得明孝宗重用，聲望很高。但王恕不滿足，花錢雇人為其作傳刻書，多載其在明憲宗時“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見，暗示明憲宗的昏庸。政敵將該書進呈明孝宗，明孝宗乃一孝子，見王恕如此貶抑自己的父親，不禁勃然大怒，痛責王恕“賣直沽名”，王恕因此被迫致仕，郁郁終生。劉大夏卻不，對其所進謀謨，所作貢獻，一無外傳，故時人多不知曉，史書也無從詳細記載。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對此深表惋惜，說：“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對于歷史記載來說，這的確是個遺憾，但從這遺憾中放射出的圣潔之光，卻將“廉潔”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輝映得清晰明了，震撼人心，讀史至此，假廉者自當無地自容，真廉者定會仰之彌高。

劉大夏仁智兼備，生前不揚名，也不愿死后被子孫揚名，為此，他早就作了預防。弘治十一年（1498），劉大夏63歲，這年秋天，他于戶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歸，得到朝廷允許，在動身回家前夕，即在京城公寓自為《壽藏記》，用質樸的文筆，簡單地寫明一生履歷，準備回家后交給兒子，待自己死后作為墓志刻于石。有人向他建議，您的墓志，應由后人來為您寫啊。劉大夏感慨道：“恐后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正因為擔心后人給我強加美名，倘若我死后有知，反感這種違背生前意趣的做法，豈不要發怒嗎？

名利雙收，自古就是蕓蕓眾生的追求；有誰輕利重名，便可高人一籌；不管生前譽，只求身后名，更會被贊為超脫。通常所見賢達對待名利的最高境界，也就到“超脫”而已。西晉名賢杜預，就把身后名看得特重，時常慨嘆：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因此專門在襄陽刻了兩塊石碑，記其生平功勛，一塊沉到萬山下的谷底，一塊立在硯山頂上。以為不管世界怎樣劇烈變故，他的大名都會永垂不朽。像劉大夏這樣，既不貪利，也不貪名，生前身后，一皆如之者，看一部二十四史，能有幾人？

承先開來 世代廉風

劉大夏的父親劉仁宅也是著名的廉吏。初任瑞昌令，一次和一個任高安令的嚴姓鄉黨同時進京述職，主持朝政的名相楊溥，老家與兩人鄰縣，因先派一仆人到兩個縣鄰住處，暗中考察其人品和行徑。仆人回來報告：嚴縣令富貴，像個官員的樣子。劉老頭藁席布被，瓦盆煤灶，簡直就是個窮漢。楊溥聽罷，心里對劉仁宅頗為贊賞。很快，嚴縣令就帶著金幣來拜謁楊溥，楊溥一揮手，就令其出去了。劉仁宅后來，提著一袋茶葉、一罐蜂蜜，以鄉鄰之禮拜見，楊溥高興地收下了。不久，楊溥就舉薦劉仁宅做了御史。劉仁宅入朝當了京官，廉潔、質樸如舊。一次同僚相約，各帶一份食品，聚餐賀除歲。他人所帶皆豐盛，劉仁宅只是一條干魚。后來升任廣西按察使司副使，官居正四品，口袋里也僅有七兩銀子。

劉大夏在父親任瑞昌令時生于官舍，青少年時期也一直生活在父親身邊，父親的人品官品，從他生命初育，就氤氳滋潤著他。明英宗正統年間，劉仁宅正任御史。一次，劉大夏隨父回鄉探親。楊溥也正好回鄉掃墓，順道看望劉家。劉大夏出門迎接，楊溥問：“你父親在嗎？”大夏答：“出門在路上。”“你母親呢？”“到鄰居家磨面去了。”楊溥見劉大夏家十分簡陋，床上只有蒲席、布被，官員家常用的綾羅綢緞，竟一無所見。楊溥深感自己為朝廷舉薦得人，高興地說：“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

劉大夏出色地繼承了父親的人品官品，并以之作為家風，傳給子孫。他從政40多年，長期擔任要職，特別是弘治后期，深得明孝宗信任，從皇帝到朝野，都把他視作“當今第一人”，卻從未替子孫謀取一官半職，而是一直教育并親為示范，要子孫靠自己的辛勞和實業謀生。從發配地回家，他已75歲，仍“教子孫力田謀食”。而且，耕作所得稍有盈余，即“散之故舊、宗族”。經常“督耕雨中”，人不解，劉大夏告之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務必將堂堂正正，高貴高潔的家風傳給子孫。

子孫們也未辜負劉大夏。其子劉祖修科試不第，隱居山林，耕讀不輟。官府循例授以冠帶，堅辭不受。其孫劉如愚，歷任知縣、知州，清廉一如劉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