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9日，星期六，天氣晴朗。當柏林市民們從睡夢中醒來時，他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驚恐的事實：“祖國”（Vaterland）——由偉大的威廉一世皇帝和他的“鐵血宰相”俾斯麥一手締造，據說繼承了神圣羅馬帝國的全部政治與精神內涵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霍亨索倫王室，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

就在前一天的上午，皇帝威廉二世要求最高統帥部（OHL）采取一切措施，盡快恢復國內秩序，平定11月3日在基爾興起的水兵和市民暴動。這條命令被第一軍需長威廉·格勒納中將（Wilhelm Groener）拒絕了，理由是顯而易見的：最精良的部隊需要留在前線，頂住正在節節推進的協約國軍隊，為德國爭取寬松的停戰條件；駐扎在普魯士國內和德意志各邦的后備部隊早已被社會民主黨人滲透，不可能也不愿意為皇帝打一場必然失敗的內戰。格勒納直白地指出：“軍隊不愿同陛下一起干。”新任宰相、巴登親王馬克西米利安正在飽受重感冒的折磨，他也拒絕承諾無條件保全皇帝。在這種情況下，威廉二世本人被迫在8日深夜逃往設在比利時溫泉療養勝地斯巴（Spa）的最高統帥部辦事處，乞求71歲的總參謀長興登堡元帥裁奪他以及整個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命運。

皇帝出走后八個小時，10萬多名柏林工人涌上了街頭，他們舉著“和平、面包、自由”的標語，要求皇帝立即退位，政府與協約國協商停戰。當天中午，因為安眠藥服用過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巴登親王從夢中驚醒，他自覺無力回天，便擅自向新聞界宣布德皇、普魯士國王和王儲已經退位。下午兩點鐘，在貴族們推出新的攝政者之前，內閣不管部大臣、社會民主黨領袖菲利普·謝德曼跑上了國會大廈二樓的陽臺，激動地宣布：“帝制已被廢除，偉大的德意志共和國萬歲！”兩個小時之后，左翼政黨“斯巴達克同盟”（Spartakusbund）的領導人卡爾·李卜克內西也在城市宮（1871年之前的舊普魯士王宮，建筑主體已于1950年被拆除）4號大門的陽臺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會主義共和國”。德國革命的高潮到來了。

在這場革命的狂飆中，只有總參謀部（Gro? er Generalstab） 猶如大海中的磐石，依舊穩固地矗立在那里。戰爭爆發以來，由于威廉二世本人和德國貴族政治家的無能，興登堡元帥及其副手埃里希·魯登道夫步兵上將（Erich Ludendorff）實際上是以一種近乎獨裁的權威自行左右著戰爭進程的。由于兵敗如山倒，魯登道夫已經在不久之前引咎辭職了；不過在大廈將傾的情況下，皇帝還是情愿把希望寄托在興登堡和他的軍官團身上。事實上，當威廉二世在9日上午10點左右抵達斯巴時，從附近的十個集團軍司令部趕來的50名師、團級指揮官有1/3以上支持他發兵鎮壓起義者，但總參謀長興登堡本人卻選擇了沉默。

保羅·馮·貝內肯多夫和馮·興登堡元帥（Paul L. H. A.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在他的后半生一直癡迷于追憶已經逝去的威廉一世—俾斯麥時代。這位老元帥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退出現役了，他之所以會重回軍旅，完全是出于對國家和皇帝的忠誠。對一個像他這樣的老貴族和容克地主來說，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問題在于，在興登堡這樣一個老人家的腦子里，軍隊和民眾對皇帝的忠誠都是絕對的，他從未想過有一天民眾會起來推翻君主，君主又會動用軍隊去攻擊民眾。困惑的元帥提出了一項折中建議：威廉二世僅讓出德國皇帝的寶座，保留普魯士國王的稱號和權力。但一旁的格勒納冷靜地指出，那意味著來自幾個非普魯士邦國（薩克森、巴伐利亞、符騰堡）的集團軍可以自行退出戰爭，并與傾向社會主義的后備軍一起投入革命，德國依然有爆發內戰的危險。情急之中，元帥和皇帝只有做出最不情愿的選擇：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將聲明放棄一切君主權力，并立即前往中立國荷蘭避難；興登堡則留下來與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打交道，協助他們與協約國談判停戰。

在德國軍隊的歷史上，1918年11月9日意味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始。自神圣羅馬帝國（第一帝國）以來，皇帝一直是軍隊的象征和盾牌，軍隊則是皇帝的手足和長劍；1871年第二帝國建立后，軍隊又向霍亨索倫王朝宣誓效忠。這種觀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當“皇冠成打落地”（列寧語）之后，崇尚秩序與權威的軍官團一時竟無所適從。在德國歷史上，軍隊第一次與君主制分離開來，它現在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共和國這種全新的政體中找尋恰當的位置。而所有的前景都尚未可知。

十多年后，已經當上德意志共和國總統的興登堡這樣回憶他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的心情：“我本人被置于無望的境地……這一刻在我一生中都縈繞在腦海里。”這種在重大歷史轉折時刻的無力感，此后二十余年中都將如幽靈一般縈繞在整個總參謀部軍官團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