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陶尚銘曾任張作霖的秘書和日文翻譯12年，又任張學良的高級幕僚三年多。父親生前與朋友們聊天，談過張氏父子的許多秘聞逸事。

父親向朋友們談論張作霖的用人特點時，是從任毓麟談起的。

任毓麟，清朝舉人，清末曾任職直隸總督署。張錫鑾任奉天督軍后，聘任毓麟為督軍署文案，后將其提升為政務廳長。

張作霖繼任督軍，任毓麟已離開督軍衙門。張作霖將他請回，聘為督軍署秘書長。1918年，張作霖升任東三省巡閱使，任毓麟也升為巡閱使署秘書長。

1924年，張作霖入京后，參與決定北京政府內閣的人選。張作霖的很多部下認為，任毓麟這回能當內務總長或教育總長。然而，張作霖在京執政三年多，內閣改組過8次，任毓麟從未得到過提名。

一天，幾個幕僚在張作霖面前說，任毓麟跟隨大帥十多年，忠心耿耿，辦事認真，文筆也不錯，為什么不提拔？

張作霖說：“任毓麟是個好人，他跟我差不多天天見面，卻沒有和我抬過一次杠。難道我就一點過錯都沒有嗎？”

父親在講述這段故事時，總要將張作霖與段祺瑞、吳佩孚作比較。

張作霖認為，段祺瑞和吳佩孚都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人，希望部下奉承自己，聽不進不同意見。于是，徐樹錚受到段祺瑞的重用，白堅武受到吳佩孚的重用。

徐樹錚和白堅武得勢后，做了很多壞事，人為地制造摩擦，客觀上拆了段祺瑞和吳佩孚的臺。

張作霖卻有自知之明，看到了段祺瑞和吳佩孚用人不當，因此希望任毓麟能夠直言敢諫。任毓麟卻做不到，張作霖很失望。

張作霖用人的第二個特點是寬容。

我父親陶尚銘認為，段祺瑞和吳佩孚都是心胸狹隘、派系成見很深的人。例如，在1918年的護法戰爭中，北軍獲勝，占領湖南省大部地區。湖南督軍一職本應授予立了大功的吳佩孚，段祺瑞卻授予皖系張敬堯，引發了后來的直皖戰爭。

吳佩孚得勢后，在直系內部劃分洛陽派和保定派，分親疏論等級。馮玉祥部被認為是雜牌軍，備受歧視。馮部官兵的軍餉常被拖欠，土兵饑一頓飽—頓。

馮玉祥對吳佩孚積怨多年，終于爆發了倒戈叛吳事件。

張作霖在用人方面可圈可點，不管原來是皖系、直系，還是南方各派系，凡是來投的，一律收容，有的還委以重任。張作霖曾對溥儀和顧維鈞說，如果感到天津或北京不安全，可以到奉天來住。

由于張作霖的寬容大度，當時，知名人士北上投身奉系的甚多。曾在北京政府任過總長，后來投奔的，就有林長民、湯爾和等十多人。來自廣東、廣西、云南、四川等省的軍人和政客，則有數百人之多。

奉軍內部也有派系，但張作霖注意保持各派之間的平衡。一方面，他重用富有革新精神的少壯派人士，如日本士官派的姜登選、楊宇霆，保定軍校派的李景林，北京陸大派的郭松齡等。另—方面，對一些老部下，如最早參加聚義的綠林好漢張景惠、湯玉麟等，一直給以高位，以防他們心懷怨恨而圖謀不軌。

因此，在張作霖得勢的十多年內，奉軍內部未出現因待遇不公而引發的內戰。至于后來郭松齡倒戈叛張，那是受五四新思潮影響，不屬于派系爭權性質。

張作霖用人的第三個特點是“用人不疑”。以張宗昌為例，張宗昌年輕時，由山東到黑龍江，當過民工和匪首。辛亥革命后，率部南下，被滬軍都督陳其美任命為團長。陳其美死后，張宗昌改投江蘇督軍馮國璋，任侍衛長。馮國璋死后，張宗昌又走直魯豫巡閱使曹錕的門路。曹錕有意讓張宗昌當師長，因吳佩孚反對而作罷。

此時，張宗昌向曹錕行賄的十多萬元，全部泡湯，一氣之下，出關投奔張作霖，不久，被任命為旅長。由于受到張氏父子賞識，張宗昌在奉軍中晉升很快。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張宗昌已是第二軍副軍長。

張宗昌喜歡嫖妓，在奉軍中是出名的。很多人建議采取措施，逐漸削弱其兵權，最后踢開張宗昌。張作霖不為所動，認為用一名武將，要看他能不能打勝仗。離開這一條去要求別的，那不是治軍之道。

張宗昌后來沒有辜負張作霖的重用，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表現出色。戰爭初起，奉軍失利。張宗昌部堅守陣地，奉軍轉入反攻時，張宗昌部動作快速，一舉俘獲直軍主力彭壽莘部數萬人。

從用人方面看，張作霖在袁世凱死后北洋群雄角逐中，成為最后勝利者，決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