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有三杰之說，段祺瑞在三杰中被稱為“虎”，馮國璋是“豹”，王士珍是“龍”，若就才能而言，三杰各有千秋，可為什么民國政府成立后，只有段祺瑞一人得到袁世凱的重用呢？

這事說來話長。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和革命黨人雖然合力推翻清廷，建立了共和，但自合作初期開始，相互之間就不是完全信任。清帝退位后，為了對袁世凱進行約束和限制，孫中山在實踐諾言，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wù)的同時，又提出了附加條件，要求臨時政府定都南京，以及新總統(tǒng)必須到南京就職。

袁世凱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暗中指使第三鎮(zhèn)統(tǒng)制曹錕在北京制造兵變，對來京接他南下的使團進行恐嚇，從而迫使孫中山不得不放棄了這一附加條件。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隨后開始組閣。既然在定都上已經(jīng)占盡便宜，他在組閣問題上就不能不做出一些讓步，內(nèi)閣中相對不太重要的一些部的總長職務(wù)，都被讓給了同盟會。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實權(quán)的部，仍被袁世凱緊抓不放，尤其是陸軍部。兵權(quán)重要，大家都知道，所以對于陸軍總長一職，南北雙方都極力爭取。南方推薦黃興擔(dān)任此職，袁世凱堅決反對，而他反對的理由就是黃興還不夠資格。

雖然辛亥革命帶來了改朝換代、時勢造英雄的機會，可是“國體雖非清社稷，朝綱仍是漢官儀”，在袁世凱主政時期，仍然特別強調(diào)資格。這種所謂的資格，又主要側(cè)重于前清官階，因為袁世凱自己在前清就已經(jīng)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像他這樣資格的人本來不多，就算有一兩個資格較老的遺老，由于缺乏軍事實力和政治資本，也難以成為他假想中的政敵。

以前清官階作為資格，袁世凱便給同盟會以及其他新進官僚設(shè)置了一道很高的門檻，黃興等人就這樣被“卡”掉了。

袁世凱的“資格論”倒不是只用于對付政敵。事實上，他對自己的嫡系人馬用的也是同一標(biāo)準(zhǔn)：一般文武官僚即便什么錯都沒犯，也得按部就班地進行升遷，要想平步登天是不太容易的。這么做的用意，就是為了在部屬的腦子里奠定根深蒂固的“舊屬”意識，以鞏固和提高他“袁宮保”作為老上司的威望。

以資格來衡量，段祺瑞雖然在辛亥一役中表現(xiàn)突出，功勛卓著，但要當(dāng)陸軍總長，還得排在王士珍后面——王士珍為前任陸軍大臣，段祺瑞此前則從未進入過內(nèi)閣。

王士珍也是“北洋三杰”之一。“三杰”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武備生，同時充任新軍要職，又都是在袁世凱的栽培下才迅速得以發(fā)跡。不同之處則是三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各異，王士珍為人大度雍容，深沉內(nèi)斂，不孜孜于名利，經(jīng)常扮演臥龍先生的角色，故被時人稱為“龍”。

相對于“段虎”的鋒芒畢露，“馮豹”的木訥迂鈍，“王龍”的低調(diào)和淡然顯然更讓袁世凱放心。

問題是，“王龍”在政治態(tài)度上與“段虎”截然相反，卻與“馮豹”完全一致。王士珍也是一個保皇派，在段祺瑞發(fā)出逼宮通電后，他曾致電責(zé)備段祺瑞，稱皇恩浩蕩，作為清廷高官不應(yīng)發(fā)那樣大逆不道的電報。

清帝退位之后，王士珍便向袁世凱遞交了辭呈，雖然袁世凱對他百般挽留并退回了辭呈，但王士珍執(zhí)意不肯再留于朝中。

王士珍一走，袁世凱只能屬意段祺瑞，調(diào)他來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陸軍總長。

作為軍人出身的軍界要人，段祺瑞絕非一介武夫。實際上他在辛亥革命中所展示出來的，也不是用兵打仗的才能，而是過人的組織能力以及在權(quán)力場上咄咄逼人、舍我其誰的氣勢。

段祺瑞履職時，國內(nèi)軍制比較混亂，北方軍隊沿用的是前清舊制，比如部隊編制中有鎮(zhèn)、協(xié)、標(biāo)、營、隊。段祺瑞仿照南方革命軍的體制，相應(yīng)改稱師、旅、團、營、連，軍官官階也從原來的都統(tǒng)、參領(lǐng)、軍校分別改稱將、校、尉。此外，地方軍政長官一律改稱都督，并設(shè)都督府。

袁世凱看到段祺瑞辦事有主張有魄力，且善于體察自己的心思，對段祺瑞也更加信任。有關(guān)軍事方面的重大措施，像各省裁軍、改革軍事官制、決定各省軍民分治等，幾乎都要先與段祺瑞商量，然后再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