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遠、定遠裝甲巡洋艦造價141.5萬兩白銀，絕不是什么30萬兩白銀。頤和園造價算上浪費貪污，也不會超過1000萬兩白銀，而英國一艘無畏艦超過2000萬兩白銀。封建農業帝國的國家級工程對于物質充分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來說，僅僅是一個不那么昂貴的玩具。最后再強調一遍：甲午之前，清朝一年收入8698.48萬兩白銀，而日本則是7100萬兩白銀。日本僅僅比中國少了1500萬兩白銀的年收入。

晚清社會有一個奇妙的社會現象：中央權利下放到了地方，漢族士紳權力空前強大;給中國帶來了以往不沒有的局面。首先，好的一面是使得中國地方社會凝聚力加強，由于地方士紳權利要求被滿足，因此盡管清政府屢遭重創，但是居然還能保持皇權，就是有賴于地方分權。因為地方士紳不傻，知道就算推翻清朝皇帝，另外當皇帝的肯定要收權，現在已經這么爽了，何必呢。不好的一面呢，就是地方主義抬頭嘛，說白了我江蘇士紳憑什么要給西北的鐵路給錢？我江蘇的錢就只能用到江蘇。但是呢，作為士大夫，作為有責任心的人，士紳又要求政府一定要富國，要強兵;只要不用他們的錢。

所以晚清形成一個局面，就是清政府知道要富國要強兵，一定要建立一個高效的汲取制度，說白了就是要集權;但是呢，實際情況卻是士紳打著“變法”的旗號進一步瓜分清政府的權利。其實那個時候，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反抗其實是很微弱的，而且1910年還革命黨還發生了分裂;汪精衛為什么1910年去刺殺載灃？不是因為革命很熱烈，而是革命快不行了，孫中山和同盟會被譏諷為遠距離革命家。汪精衛為了洗刷“遠距離革命家”的名聲，也為了借此反擊保皇派的攻擊，重振士氣，喚醒民眾才決定刺殺載灃的。那么，晚清為什么會滅亡呢？其實就是清政府發現要完成富國強兵這個政策一定要搞集權，一定要建立高效汲取制度，而且清政府當時的掌舵人，年輕的攝政王載灃根本不知道清朝真實的力量已經非常微弱了，他不知掉，他以為強硬推行政策就可以，結果士紳發現這樣不行，所以士紳們借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

只要大家看看辛亥革命時，那么多被士紳們勸走的總督、巡撫，就能明白辛亥革命真正幕后的功臣是誰。之后無論是袁世凱稱帝還是段祺瑞武力統一，都是這些在中央的有識之士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癥結，都不約而同采取了集權這一個辦法。但是他們都失敗了，可以說在沒有外力支持的情況下，當時誰執政中央都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那么中國真有可能像大哥倫比亞一樣，變成N多個小國。(大哥倫比亞其疆域包括今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巴拿馬。當時玻利瓦爾去世后，也是N多軍閥混戰，誰也吃不掉誰，慢慢就變成了現在的南美。)萬幸這個時候，十月革命爆發了，蘇聯建立了。蘇聯建立后當然就是列強圍剿等等等，我們快速略過。蘇聯好不容易站穩腳跟，舉目一看：西邊是波蘭，波蘭背后有英國，動不了;而東邊呢，日本占據東北，時刻威脅著蘇聯;但是好在呢，當時中國實際處于分裂狀態，而且一戰后歐洲列強勢力削弱，無暇往東;因此蘇聯決定扶持中國對抗日本，緩解自己的壓力。

之后先找吳佩孚，后找孫中山;這里筆者必須說一句，吳佩孚拒絕蘇聯固然氣節值得夸獎，但是對中國未必是好事。找到孫中山后就不說了，大家都知道北伐啊什么的。這里，說一句，真正把西方民族主義引入中國的，其實是蘇聯。因為中國自古講究“華夷之防”，所以相比其他的主義，民族主義更能接受。當時日本為什么搞濟南事變？就是因為日本看到了中國一旦實行集權，一旦強大，肯定要對日本動手，肯定要收復東三省，所以搶先動手。

為什么蔣介石和張學良又搞了“中東路事件”？那是因為蔣介石雖然和蘇聯發生沖突，但是他是靠民族主義才能迅速取代北洋政府的，因此民族主義這面大旗他必須高舉。他又要為自己背叛蘇聯找一個理由，那么打倒蘇聯帝國主義就順理成章了。當然，中東路事件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得罪了日本、蘇聯的蔣介石政權，沒有實力收回地方權利。事實上一直到他丟掉大陸，他都沒有做到。

但千萬別以為蔣介石對士紳多好，其實看蔣介石公文、日記以及他麾下的黃埔學生，對地主士紳的鄙視和仇恨，不比他們的對手少。陳誠公然罵士紳是“土豪劣紳”，稱贊紅軍殺土豪劣紳殺得好，還說國民黨軍不是士紳的保安隊。胡宗南也鼓勵自己的朋友，大膽改革，不要害怕土豪劣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