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世昌父親鄧端甫，曾擔任同孚洋行買辦;他們家族原是珠江口的引水員，后來做的是報關行、攬載行生意，均與航海、貿易有關。鄧世昌小時學英語，長大投身海軍，與其家庭背景息息相關。

鄧世昌父親是誰？

鄧世昌的父親是誰？鄧世昌家族后人與學術界的說法互相矛盾。

鄧世昌孫女鄧素娥(《鄧世昌遺事及有關文獻》，《圖書館雜志》1982年地2期)、外孫女葉素蘭、外孫葉裕芳(《鄧世昌瑣事采錄》，1990年《威海文史》第5輯)、重孫女鄧立英(《民族英雄 英烈參天》，1989年張家口政協等編《民族英雄鄧世昌》)、重侄孫鄧敏揚(《鄧世昌二三事》，1991年《天河文史》第一輯)都說是鄧煥芬(字秋甫)，感覺口徑非常統一。這么多后人眾口一詞，真實性還有懷疑嗎？

然而，廣州市海珠區龍涎里2號的鄧世昌紀念館，展板上鄧氏譜系寫的是“鄧煥莊”(鄧煥莊字端甫);鄧立英提供的家傳文獻《哀榮錄》，寫的是“端甫公”。

鄧世昌三個兒子鄧浩洪、鄧浩祥、鄧浩乾所撰《哀啟》(此標題在整理發表時改為《哀祭先嚴》)，相當于發喪的訃聞，寫到鄧世昌“少隨先大父端甫公游滬上”，接著又講到：“光緒十年，……適遭曾大父竟能公、先大父端甫公喪……”(政協河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民族英雄鄧世昌》，1989年，第25頁)

“先大父”一詞指的是祖父。鄧浩洪兄弟的“大父”，就是鄧世昌之父。從《哀啟》可知，鄧世昌的祖父叫鄧景能，父親叫鄧端甫。“端甫”是“字”，正式姓名是鄧煥莊。陳明福《海疆英魂》一書指出：“從《哀祭先嚴》一文可知鄧世昌的父親是端甫、祖父是景能。此文是鄧世昌三個兒子在其父殉國后不久聯名發表的，其可信性不容置疑。”

據陳明福《海疆英魂》，鄧氏家族傳至二十二世有兩兄弟，二宅景新生子煥芬，四宅景能生子煥莊。實際上，煥芬與煥莊只是叔伯兄弟而非同胞兄弟。

那么，為什么鄧世昌的后代要眾口一詞咬定是“鄧煥芬(鄧秋甫)”呢？問題的癥結，恐怕出在鄧端甫曾經當過洋行買辦。

“買辦”一詞來自葡萄牙語Comprador，最早在廣州、澳門一帶使用，指的是粗通外文、給外商充當仆役的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前的廣東，被認作一種十分“低賤”的職業。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為中外沖突的前線，有少數買辦、通事、引水員仍偷偷為外國人服務，故在相當一段時間，買辦經常被當作“漢奸”的同類，為士大夫階層和普通平民所鄙視。學者季壓西在總結兩次鴉片戰爭中的這種現象時說：“跟隨外國人為其服務的會夷語的中國人常被毫不含糊地冠以‘漢奸’之名……”(《中國近代通事》，第123頁)

上海開埠后，大量廣東買辦涌入上海，部分取代了原來十三行時代“行商”的職能，地位有所上升，上海人和廣東人心目中的“買辦”形象出現了較大差異，但人們對買辦的觀感依然欠佳。徐潤、唐廷樞、鄭觀應等早期從事買辦職業，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都選擇脫離買辦行列，以捐納方式取得清廷候補道、候選道職銜，從事官辦洋務工作，就是很好的證明。從清中期到1990年代初，除了清末民初很短一段時間，“買辦”一詞往往含有貶義。

鄧世昌父親這個分身若如實披露，不僅各方都很尷尬，其后人也將煌煌不可終日。為了避免麻煩，后人被迫“移花接木”，將鄧世昌的父親改為其叔伯兄弟鄧煥芬。

鄧世昌家世的“移花接木”，還有其他一些佐證。鄧世昌重侄孫鄧敏揚曾“整理”鄧世昌家譜，列出所謂鄧氏四兄弟：建昌、達昌、世昌、遠昌(《鄧世家族譜》，廣州市海珠區政協編：《氣壯山河——紀念民族英雄鄧世昌殉國一百周年》，1994年)。其中“建”“達”“遠”三個字，在當時來說算同一個偏旁，而鄧世昌原名“永昌”，這個“永”字卻并無相同的偏旁。建昌、達昌、遠昌肯定是一父所生，而世昌是后來出于某種考慮加到這個世系里的。

同孚洋行買辦？

著名經濟史專家聶寶璋早就從《申報》中發現，1870年代上海同孚洋行有個買辦叫“鄧端甫”(《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75頁)。《申報》的報道沒有提到鄧端甫的籍貫，但1875年9月30日該報刊登了鄧端甫欠債被告上公堂事件，債主廣祥合向會審公堂控訴，要求鄧的保人魏肯堂歸還欠債，雙方在廣肇公所“核質”，也即核對帳目之意。

廣肇公所是旅滬廣州、肇慶兩府人士成立的同鄉組織，在上海廣府人中有很高威信，遇有爭議可以請廣肇公所作調解或仲裁。由此推斷，鄧端甫、魏肯堂、廣祥合店主都是廣府人士。

這個同孚洋行鄧端甫，是否一定就是鄧世昌的父親呢？種種跡象顯示，這種可能性非常大。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實行的是廣州“一口通商”制度;戰后，增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口岸。上海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洋行前來，很快就在貿易總量上超過廣州。洋行向上海轉移，原廣州十三行的買辦、通事(翻譯)也跟隨洋商轉移。這些買辦都會講“廣東英語”(Pigeon English，當時省港澳地區一種外貿語言)，能跟洋商直接交流。上海開埠早期最著名的買辦，如吳健彰、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等，都是廣東人。

鄧世昌后人有時會提到鄧世昌父親是個“茶葉商人”，這一點跟同孚洋行買辦的身份十分吻合。同孚洋行(Olyphant & Co.)是一家美資洋行，1828年成立于廣州，創始人D.W.C. Olyphant是個虔誠的長老會教徒，堅決反對向中國輸出鴉片，是十三行時代洋行中少有的例外。不做鴉片，只能做茶葉，茶葉生意就是同孚洋行的主業。另一方面，買辦既給洋行打工，也獨立經營自己的生意，這是上海開埠早期的普遍現象。那么，將鄧端甫稱為“茶葉商人”，完全說得過去，只是后人有意隱瞞了他的買辦身份而已。

從《哀啟》里面，我們知道鄧世昌的祖父叫“鄧景能”。鄧景能從事什么職業呢？1837年，署澳門海防軍民府馬士龍發布告示，引述“引水”布順安、鄧景能等稟報外國鴉片走私船寄泊伶仃洋的報告，警告洋船不得駛進金星門一步。(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第四部道光十七年文書，第壹號)

鄧景能的職業是“引水”，廣東俗語叫作“帶水”，由珠江口一帶熟悉航道、有駕駛經驗的人擔任，能講“廣東英語”，會使用航行術語。

十三行時代，外國船只抵達澳門后，必須由中國派出的“引水”帶領，才能進入珠江口溯江而上到廣州貿易。鄧氏家族祖籍東莞懷德鄉，位于珠江口的虎門鎮，是洋船進入廣州的咽喉重地。鴉片戰爭后，中國引水權喪失，鄧景能讓兒子鄧端甫充當同孚洋行買辦，既是生計的出路，也很可能是考慮到同孚洋行不賣鴉片，做生意能堅守“不作惡”的底線。據《申報》報道，約1875年，鄧端甫離開同孚洋行，獨立經商，有一段時間離開上海到“福建省火船為業”(1875年9月30日《申報》)。這一年，鄧世昌在福建，先后管帶海東云、振威輪船。

鄧世昌家族后人在無意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也從旁證實了鄧家原來從事“引水”職業。鄧世昌外孫女葉素蘭、外孫葉裕芳回憶，說鄧世昌夫人小時候搖過船，父親是個“挑水”的。我認為，“挑水”應是“帶水”。鄧世昌女兒嫁給船政學堂同學葉富的兒子葉說周，而葉說周的職業，是在長江當“帶水”，“經常在長江口外領航船只”(1990年《威海文史》第5輯第61頁)。這段婚姻，是典型的門當戶對。引水員多來自珠江下游的船戶，故鄧世昌夫人小時候搖過船。

鄧世昌侄孫鄧權民回憶：“世昌叔公的父親煥莊公，專門為世昌叔公雇請了一名洋教師教算術和英語。”(2012年9月11日《新快報》)在1860年代，什么樣的家庭會不惜工本，花錢請洋人教英語？只有買辦家庭才有這種動力。當時的買辦都是子承父業，學好英語和算術，就是當買辦的本錢。但鄧世昌沒有走買辦之路，而是選擇了入讀船政學堂。

潘飛聲隱諱鄧世昌身世

近代著名詩人潘飛聲(1858-1934)是鄧世昌同鄉，為十三行巨商潘氏后人，所居在廣州河南龍溪鄉(今廣州海珠區龍溪首約一帶)，與鄧世昌故居相距約500米。1895年5月1日，潘飛聲在香港《華字日報》發表《鄧壯節公傳》一文。鄧世昌犧牲后，重修鄧世宗祠，潘飛聲又寫成《番禺鄧氏祠堂碑記》(潘飛聲：《老劍文稿》，《說劍堂著書》第一冊，光緒戊戌仙城藥洲刻)，但追述鄧氏世系的文字極為簡略：

“十八世祖仕英府君由東莞懷德鄉遷居羊城，十九世晉富府君挈其子積喜府君復遷河南龍尾導鄉。嘉慶二十三年隸番禺縣茭塘司民籍，稅載重崗三十一圖六甲。是積喜府君以東莞二十傳而為河南始遷祖也。積喜府君生子五人。冢子成璋府君，次成開府君，三成生府君，四成意府君，五成兆府君，堂構相成貽我子孫，惟未建宗祠以崇祖德……”

潘飛聲對鄧氏家族從事的職業、從東莞遷居羊城的原因不著一字;寫到“光緒二十年八月二房世昌殉節于大東溝之戰”，只提“二房世昌”而不提鄧世昌父親名字，似乎刻意回避。顯然，鄧家先世并非“士農工商”中的士人或農人，在那個時代就算不是讀書做官，從事農業也屬于“高尚”職業，不必諱飾。潘飛聲對鄧家先世的職業只字不提，引人遐想，感覺是知道他們從事“賤業”而不愿意直說。

潘飛聲出身于十三行潘氏家族，曾是十八世紀的“世界首富”，但筆者查閱他們家族的族譜《河陽世系》，只在一處地方提到入粵始祖潘振承開辦“同文洋行”，此外對家族從事的外貿活動不作記載，家族中幾代著名行商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煒的小傳，羅列各種官職以及詩文著述，沒有只字描述到外貿生意。顯然，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只有讀書做官才值得炫耀，潘家不愿太多宣揚其外貿商人身份，在留給后代子孫的族譜中也加以掩飾。

如果鄧端甫確實充當同孚洋行買辦，潘飛聲不可能不知道這段家世。潘氏家族是十三行最大的行商之一，早期商名是“同文洋行”，后期商名為“同孚洋行”，在茶葉出口業務上與美國Olyphant & Co.應該有過交易。鴉片戰爭后，中國行商制度結束，Olyphant & Co.襲用中文“同孚洋行”這個字號。同樣的例子，發生在另一個巨商伍氏家族身上。伍家原來的“怡和行”字號，為英國貿易伙伴Jardine Matheson所繼承，這就是著名的怡和洋行。

鄧世昌祖父鄧景能是珠江口的引水員，父親鄧煥莊則充當美商同孚行的買辦。在清代的廣府地區，引水員多來自被視作賤民的“疍戶”(水上人家)，買辦也是比行商“低賤”得多的職業。這樣的身世，若形諸文字，對鄧氏家族有損無益，不如不提為好。甲午鄧世昌殉國，已被公認為抗擊外敵的國家英雄，親朋故舊恐怕都不想再提這段往事。

祥發源是“茶葉莊”嗎？

1994年鄧敏揚寫成《鄧氏家族譜》一文，稱鄧世昌的父親“嘗于廣州及津、滬、漢、香港、秦皇島等地開設祥發源茶莊”(《氣壯山河——紀念民族英雄鄧世昌殉國100周年》第39頁)。其它很多撰述，也都說他們家族開祥發源茶葉莊。只有鄧世昌另一侄孫鄧權民回憶說，鄧煥莊在上海“經營商品報關生意”(2004年9月16日《廣州日報》)。經與其它資料相核對，鄧權民的回憶更加準確。

鄧世昌父親的生意涉及茶葉，這是確切無疑的，但并非專門的茶葉莊。清末先后出版的兩種《上海指南》，都有“祥發源”的記錄，均列在“報關行”名下。(熊月之主編：《稀見上海史志資料叢書》第4冊第140頁，第5冊第215頁)。

祥發源既是報關行，也是貨運攬載行。上海的廣東籍買辦開設攬載行，代理輪船貨運業務，有很多先例，唐廷樞、徐潤、鄭觀應都做過。洋行買辦跟輪船公司十分熟悉，旗昌、同孚、怡和、太古等洋行本身就開設輪船公司，但洋人不熟悉國內客戶，必須通過華人買辦攬貨，故買辦開設攬載行，兼辦貨物報關，成為一種趨勢。

在招商局檔案中，有不少與攬載行祥發源打交道的記錄。作為攬載行，經手辦理運輸的貨物，當然包括茶葉，但更多的是其它貨物。嚴格來說，鄧氏家族經營的祥發源并不是茶葉莊，而是攬載行兼報關行。

為了維護鄧世昌的英雄形象，從文人潘飛聲到鄧氏家族后人，均小心翼翼地抹去鄧家的“買辦”痕跡，故而，鄧世昌家世被塵封百年。買辦家庭出身的鄧世昌，或許對國家貧弱有著比他人更多的感觸，他由此投身海軍，以壯烈殉國喚醒國人，正是英雄特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