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想要重修圓明園，故而輕裝去實地考察，結果沒有想到，光緒震怒，怪他不該私游皇家園林，將其罰俸降職處分，可謂動輒得咎。從這些來看，清朝對官吏的追責似乎是很嚴厲的。

清代官員辦案不力

面臨降級、革職、倒扣數年薪水之重罰

看過清朝劇的人，尤其是看過周星馳《九品芝麻官》的人，可能會以為清朝的司法官吏威風大得很：衙門一開，兩旁差役手持棍棒，敲打著地面，一聲聲“威武”，制造一種肅殺氣氛，嚇得小民們戰戰兢兢，兩股戰戰，然后大人坐在上面用驚堂木一拍，或者將竹簽往下一扔，好不威風。

然而，歷史永遠比戲曲復雜;存在永遠比虛構深沉，真正的清朝辦案官吏，又是怎樣的面目和心態呢？

積案官員處理

延期四個月以上便有處罰，尤其是命案與盜案

從法律層面而言，清朝關于官吏追究責任的法律條文具體有：《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和《欽定六部處分則例》，涉及面很廣，內容也很細致，這里就不一一介紹了。

我們看看清朝康熙八年(1651年)的文字記錄，據《康熙實錄》，在康熙八年之前，清朝法律規定，凡文武官員除了用夾棍刑法之外，還用了其他法律所不允許的刑法，導致受刑者受傷或者死亡的，一律“革職提問”。康熙則規定，如果對婦女動用夾棍，都要按照吏部的條例，對相關官員進行革職處理;如果其上司對這種非法動刑的行為不予以告誡，也不向上報告，那么，其上司也要降兩級處分，還要“罰俸一年”，如果上司是將軍級別的，就要罰六個月俸祿。

以上是對于官吏濫用刑罰的處分，而對于積案的處理，清朝也有相關措施。據晚清吏部官吏何剛德所著《春明夢錄》記載，對命案和盜案的辦理時間，清朝是有嚴格規定的：

命案限六個月破案，盜案限四個月破案，如果過此期限沒有破案，就會批評一次，起訴相關管理辦案不力，這個就叫“初參”;拖延到一年未能破案，就再批評你一次，這個叫“二參”;拖延兩年未破案，就來個“三參”;拖延三年，就來個“四參”。事態發展到“三參”的時候，還不算太嚴重，處理結果是降薪，但是職位和級別可以保住。如果發展到“四參”，后果就比較嚴重了，不僅降薪，還要降職。

而當時的積案狀況如何呢？還是聽聽當時官員的敘述吧。乾隆朝五十二年(1787年)湖南省寧遠縣知縣汪輝祖說，他每個月在舉行三八放告時，每天能收到兩百多張狀紙。所謂“三八放告”，是清朝的一種司法制度，是指每月初三、初八、十三、十八、廿三、廿八日，衙門開放受理各種訴訟。而清朝學者包世臣也調查到，在清朝中葉，江浙一帶的州縣，平均有積案千余件。

積案對地方官吏的壓力其實蠻大的，因為這個和他們的職務升遷以至薪水掛鉤。這和我們平常所聽說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大相徑庭。汪輝祖是清代能吏，已經是佼佼者了，他的司法名著《佐治藥言》流行天下，但即使是他這樣的人也都心有余悸地說，他們這些辦案的官吏如同一個瓶子，“觸手便碎”。

高壓政策下烏龍應對

先儲備好級別，等著降級用

清朝科學不發達，破案手段受其局限，積案是免不了的，那么降職降薪也是免不了的，怎么辦？為了自保，官吏們也算是花樣百出，在何剛德的《春明夢錄》里記載：明知自己免不了要降職降薪，那就事先想辦法將自己的級別升上去，“預備加級”，到時候萬一要降，自己的級別也夠用的，不會降得太低。這個叫“有級可抵則抵”，用更高的級別來抵消降級的消極作用。

在當時的具體情況就是，知縣降一級，就是印官;典史降一級，就是捕官。為了防備降職，知縣就想辦法弄到知府的級別，典史也想辦法升級。

打個不太專業但比較好理解的比方，如果你現任是九品官，那么就盡量升到七品的級別，官職沒上去，但級別上去了，到時候朝廷責罰下來，降你兩級，你還是九品，沒什么損失。

由此卻產生一件冤案。據《春明夢錄》，晚清的時候，四川有一位典史官，手頭有三件積案，拖了三年未破案，都已經到了“四參”的地步。這位仁兄未雨綢繆，早想辦法將自己的級別升上去了。他滿以為自己儲備的級別已經夠用了，因此也就不慌不忙地等著。沒曾想，他的事情到了吏部那里，卻發生了詭異的變化，三件積案居然變成了四件積案。

結果他儲備的級別不夠用，最后落得個革職的處分。這個倒霉蛋不服氣，跑到四川總督那里喊冤，于是報上吏部，要求重新查相關檔案資料。吏部對此事也很重視，著手查資料，將四件積案一一查出來，告知了四川總督，也告知了這位前任典史。結果典史發現了破綻，說檔案里所謂的“事主王曾慶被劫案”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四川根本沒有此案。四川總督也聲明：四川并無所謂的“事主王曾慶被劫案”，希吏部再查。

而這當中蹊蹺的是，典史所經手的案件中，確實有一個案件叫做“事主曾慶被劫案”，怎么又多出一個“王曾慶”？吏部認真查下去，真相終于浮出水面，這個“事主王曾慶案”果然是多出來的。怎么會多出這么一案件呢？原來，吏部在處理該類事時，一般是將案件資料封存，然后由書吏在封皮上面寫一張浮簽，標明里面存的是什么案件的資料。其中一位書吏故意做手腳，將“事主”的“主”字改成“王”，黏在“曾慶”的前面，又加一個浮簽，寫上“事主王曾慶被劫案”，這等于平白無故又多出一個案件來。書吏在貼了標簽之后，接下來的看冊司員也沒細看，就在標簽上點了紅點，就算是法定事實了。

吏部查出真相后，審問這位書吏，原來是典史沒有花錢賄賂他，導致他做手腳。吏部于是將這名書吏查辦，典史官復原職，但吃的虧，受的驚嚇，已經不少了。

高級官員亦不例外

李鴻章輕裝考察圓明園被罰

清朝不止是對辦案官吏有追責，其實對所有官員們都有相關追責制度。一般措施是降職、降薪和革職。進一步則是訴諸法律處理。

在這種追責體制下，相關的清朝官吏過得也不輕松。例如在康熙八年，湖廣道御史李之芳上奏：一些官吏在位才一兩年，卻已經被罰俸五六年，甚至已經罰俸十多年了，基本上把后來的工資薪水全搭進去了。這部分人日子過得不踏實，“一遇小節細故、即不能久安其位。亦屬可惜”。

不過，倒是有一個疑問，既然十幾年薪水都被預扣光了，那么這些官吏是怎么生存下去的，這里面恐怕是有文章了。

大家熟悉的龔自珍也針對這個問題寫過文章，名為《明良論四》，里面描述了清朝官吏在追責制度下表現出來的情狀。龔自珍說，哪怕是朝廷一品、二品官員都如此，“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諭不絕于邸鈔”。所謂免冠，就是摘掉帽子，即請罪謝罪之意，摘掉帽子謝罪的事早晚都發生，“議處”和“察議”這些形式的批評經常見諸官方簡報——“邸鈔”。而地方上呢，“府州縣官，左顧則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大抵逆億于所未然”，九品芝麻官們，一會兒罰俸祿，一會兒遭降級，甚至革職，很多都是意想不到的。例如李鴻章想要重修圓明園，故而輕裝去實地考察，結果沒有想到，光緒震怒，怪他不該私游皇家園林，將其罰俸降職處分，可謂動輒得咎。從這些來看，清朝對官吏的追責似乎是很嚴厲的。

在這些官員士大夫的記錄中，清朝的官員似乎有點無奈的味道，不過，在其他人看來又如何呢？大家知道，清朝吏治的松懈、糜爛也是出了名的，哪怕在康熙、乾隆朝都很厲害。歷史是如此的多面孔，不可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