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1857-1928）名湯生，“鴻銘”是字。辜把自己一生概括為“四洋”：“生于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曾想刻一枚圖章，刻上這四句話，把康有為“周游三十六國”閑章比下去。

南洋辜姓源自陳姓，為宋朝福建泉州同安漁民陳敦源后代。陳敦源因酒醉失手傷人，為避官府緝拿，遠渡南洋，最后在馬來半島落戶，成為開墾檳榔嶼蠻荒地的華人前驅。陳罪疚之心難以釋懷，故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辜鴻銘即系這支辜姓后人。辜鴻銘曾祖父辜禮歡，被初登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者委為地方居民行政首腦——甲必丹（Captain）。辜鴻銘之父是橡膠園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還能講英語、馬來語。其母是葡萄牙人，能講英語和葡萄牙語。作為混血兒，辜鴻銘自幼就表現出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不過他寫字不太熟，后來的北大學生都發現辜鴻銘有一個弱點，“寫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劃。”

辜深得其父好友、英商布朗的喜愛。布朗收其為義子，并于1867年前后帶他返回蘇格蘭老家，對其學業做了周密安排。14歲時，辜湯生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后，又進愛丁堡大學就讀。辜早年學外語時靠一個“背”字，義父布朗先生在教他學德語時，讓他把歌德長詩《浮士德》背下來。學英語時，則背莎士比亞37部戲劇。直到老年，辜鴻銘仍能一字不漏背誦彌爾頓六千行無韻長詩《失樂園》，學生凌叔華曾親耳聆聽，五體投地。辜氏記憶法，謂初為感動（impression），次為保留（retention），終為回憶（recollection）。有人請教記憶力何以如此之好，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10歲那年，辜鴻銘跟義父母布朗夫婦到倫敦。始終長衫馬褂，留著辮子。有天，他坐電車上，故意倒持倫敦泰晤士報，幾個英國人笑得前仰后合。辜這才用純正的倫敦腔把整段文章念出來，并說：“你們英文才26個字母，太簡單，我要是不倒看，一點意思沒有！”車上人都驚呆了。

1877年，20歲那年，辜鴻銘在愛丁堡大學通過拉丁語和希臘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眾多科目學習和考試，得碩士學位。爾后到牛津大學進修，旋赴意、奧、德游學。取得德國柏林哲學博士學位后，轉赴巴黎。掌握十來門外語，并獲得十幾項文憑。此時其父母已先后下世，湯生決心遵從父親“回到東方來，做個中國人”的遺命。

辜英文極好。著名中國通、曾任袁世凱總統顧問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終生與辜鴻銘為敵，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初德國人舉辦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人的掌聲。孫中山曾說：“我國懂英文的，只有三個半，其一是辜鴻銘，其二伍朝樞，其三陳友仁。”還有半個大約是王寵惠。

辜鴻銘贊成中國私塾教授法，認為小孩子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到背誦如流水的地步，以后自然融會貫通。他曾感嘆說：“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貓一狗式之教科書，是以終其身只有小成。”有人問他學外語方法，他說：“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根基。”

20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酒會上，一個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著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一時找不到話題。上湯時，終于忍不住，學著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一字一字問：“like soup？”（喜歡這湯嗎？） 辜鴻銘禮貌點頭。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致詞，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場贊嘆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腔調，低聲問那女士：“like speech？”（喜歡我的演講嗎？）

一位新聘的英國教授在北大教員休息室，無意中看到這個頭戴瓜皮帽的土老頭子，不覺發笑。辜鴻銘并不生氣，他上前用純正英語問他大名，教哪科的。英國教授一驚，忙答：“教文學的。”辜鴻銘馬上改用拉丁語與他交談，洋教授語無倫次。辜鴻銘道：“你是教西洋文學的，如何對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

1881年歲末，湯生偶識馬建忠，經三日傾談，人生觀及生活方式發生大轉變，傾心祖國文化，決心學儒，即來到華洋雜處的香港，埋頭苦讀中國經典，寫就《中國學》，概述了西方19世紀以來的漢學發展情況，嚴厲批評西方漢學家們的學術不足。此文在《字林西報》連載后，他趕到上海請教馬建忠，未遇，乃在一課堂旁聽四書。“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這句話，給湯生留下至深印象，遂借用“湯之盤銘”句，取字鴻銘。鴻者，大之意。

中日甲午海戰后，伊藤博文到中國漫游，與張之洞有過接觸。作為見面禮，辜鴻銘將剛出版的英文譯本《論語》送給伊藤。伊藤早耳聞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20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數學家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的。”伊藤無詞以對。

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僅僅支付20美元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辜鴻銘得知，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財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

辜鴻銘尊敬慈禧太后。庚子年間，八國聯軍血洗京城，慈禧逃到西安，洋人聲稱要懲辦禍首，慈禧惶惶不可終日。張之洞和劉坤一照會洋人必須尊重兩宮。辜鴻銘用英文寫了一篇《我們愿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實感情的陳述》，轉給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勛爵、德國皇帝威廉和俄國沙皇。半年后，又寄給《日本郵報》公開發表。他說慈禧“胸懷博大，氣量寬宏，心靈高尚”，絕不是專制獨裁君主；“開始花錢修建頤和園的時候，她已經努力工作賺回了它。……在她將權柄交給外甥光緒皇帝時，向她的人民、偉大的中華帝國的人民，提出想建一個富麗堂皇的家，讓她在那里度過余生，這難道是那么過分的要求嗎？”

八國聯軍侵華后，辜鴻銘懷著一腔愛國之情，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丑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臺時，他大聲疾呼：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臺——傳教士炮臺。我斗膽預言，假若這一炮臺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十九世紀末，歐洲刮起了“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美國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并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

武昌首義爆發后，辜鴻銘在致《字林西報》編輯公開信中稱辛亥革命“是一場暴亂”。他反對革命者排滿，“真正的障礙是治體(國家)缺乏活力，和當權者們的無能。除此之外，在治體內已經發展起來的寡頭政治集團所形成的障礙，突然造成了血液循環的中斷，從而導致了一根血管在武昌的爆裂。但滿人并不是造成這一障礙的原因，盛宣懷及其同伙的寡頭政治集團才是導致這一障礙的真正原因。”他還感歎：“在我上海的文人學士朋友中，我恐怕是現在唯一一個仍然絕對效忠于朝廷的中國人了。”

1911年冬天，前清狀元張謇和唐紹儀，想拉攏辜鴻銘入伙為袁世凱效力，兩人宴請辜。席間援引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試圖以此說服。但辜鴻銘不為所動，當場諷刺這兩位說：我命應當不得志。但你們兩人，難道一個人是“土芥尚書”，一個是“犬馬狀元”嗎？說完把酒杯一扔，揚長而去。唐紹儀雖然挨罵，卻一直尊重辜鴻銘，在辜鴻銘死后，努力向政府申請國葬，可惜未果。

1913年，袁世凱向以匯豐銀行為首的六國銀行團搞“善后大借款”。六國銀行請辜做翻譯。辜獅子大開口，要六千銀元。銀行團考慮到他是難得的語言天才，只好答應。辜鴻銘對金融人士沒好感，后來說：“所謂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地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兇巴巴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

20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外國朋友逛十里洋場。洋人見沿途艷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丑，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意思是并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說：“辜鴻銘并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欣賞小腳美妙，也有其一套奇論：西方女人總是以掩藏她們的乳房來突出她們的乳房；日本女人則以掩藏其下腹部而突出其下腹部；新幾內亞女人則掩藏起她們的雙腿；薩摩亞女人藏起她們的肚臍；阿拉伯女人掩著她們的臉部；中國女人卻把雙腳藏裹起來。掩蓋得越深，越令人著迷。辜鴻銘喜歡妻子淑姑的小腳，每當無聊時，辜就讓她脫掉鞋子，然后低下頭，如聞花香；而寫作需要靈感時，他就會將淑姑叫進書房，讓她把足放到凳子上，時捏時掐，自得其樂。辜有一套品味小腳的七字訣：瘦、小、尖、彎、委、軟、正。他還說：“前代纏足，實非虐政，吾妻小腳，乃吾興奮劑也。”康有為送他一副“知足常樂”橫幅，辜說：“康有為深知我心。”

1904 年，辜鴻銘日本小妾吉田貞子去世，辜親銘墓碣“日本之孝女”，并有詩：“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痛哉長江水，同渡不同歸。”

辜鴻銘一次參加大型宴會，有外國記者問：“先生認為應怎么穩定中國政局？”辜回答：“辦法很簡單，把座中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中國政局就會安定。”在座大員面面相覷，不敢接口。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著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有一次，辜鴻銘在電影院看電影，想點煙斗，但火柴已經用完。他認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蘇格蘭人，就用煙斗和蓄有長指甲的手指輕輕地敲擊其光頭，以不容拒絕的口氣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以為遭遇了黑道老大，乖乖點著辜鴻銘的煙鍋。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能看懂的也僅屬淺顯一類。最后，辜鴻銘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發狂地指責中國人智力貧乏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的少兒讀物。”

《在德不在辮》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家學說的傳統價值，1893年他在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一天外國專家聯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家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外國人問辜鴻銘：“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說：“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那么這頓飯大家就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發表《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出版，在歐洲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出版。又引起巨大轟動。于是在洋人中有“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辜鴻銘將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對比，凸顯出中國人之好：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夠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夠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夠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缺乏的靈敏；所以，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

《清史稿》這樣記錄辜鴻銘：“辜湯生，字鴻銘，泉州惠安人。幼學於英國，為博士。遍游德、法、意、奧諸邦，通其政藝。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國學術，窮四子、五經之奧，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嘆中國學理之精，爭起傳譯。”

辜鴻銘主張復興中國禮教。說：“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修其內者也。”又謂：“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也。”也就是說只有中國能拯救世界。

辜拿張之洞與端方作比較，結論是：“張文襄學問有余，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余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為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為真小人。”

當時，有一種說法眾人皆知：洋人孰貴孰賤，一到中國就可判別，貴種的洋人在中國多年，身材不會走形變樣，賤種的洋人則貪圖便宜，太快朵頤，不用多久，就會腦滿腸肥。辜鴻銘借題發揮，用這個說法痛罵袁世凱：“余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發富貴，身至北洋大臣，于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又復購甲第，置園囿。窮奢極欲，擅人生之樂事。與西人之賤種到中國放量咀嚼者無少異。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人謂袁世凱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

袁世凱出身行伍，喜歡強調自己沒學問但是善于實干。他曾經向德國公使吹噓說：“張中堂（張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幕僚將這件事得意地告訴辜鴻銘。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后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里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1919年，張勛六十五歲生日時，辜鴻銘送給這位尸居余氣的“辮帥”一副賀壽聯，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滅亡了，那頂官帽已經全無著落，但還留下一條好端端的辮子，足可笑傲于這個寒光閃閃的時代。借喻確實極為貼切生動。

辜鴻銘曾在課堂上對學生講過：“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后，到現在還是保皇。”

胡適初至北大任教時，辜鴻銘根本沒把這位二十七八歲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評胡適講的是美國中下層的英語。與高雅不沾邊。胡適開哲學課，更讓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歐洲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會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辜鴻銘在北大課上說：現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站不住腳，譬如“改良”一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還改個什么勁？莫非要改“良”為“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