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前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下，黃埔軍校成立。該校培養了大批的軍事政治人才，后來許多人成為國共兩黨的高級將領。黃埔三杰是指黃埔軍校一期學員中最為突出的三個人物，他們是蔣先云、陳賡和賀衷寒。前兩人都是堅定的共產黨人，而賀衷寒則是為共產黨的死對頭。

他曾一語道破蔣介石馭人之術，后來被冷落！

蔣介石為啥冷落黃埔三杰之一的賀衷寒？

賀衷寒（1900－1972），湖南岳陽人，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與蔣先云、陳賡并稱黃埔三杰，曾籌組孫文主義學會并擔任黃埔同學會書記長，后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中將處長，長期主掌國民政府情報系統，被稱為復興社四大臺柱之一；抗戰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廳廳長、政治部秘書長，1950年于臺灣接任交通部長，1954年辭職，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1961年后，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職；1972年去世。

而蔣介石逐漸冷落賀衷寒，主要是因為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南京，在國民黨高層領導內部，迅速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和平解決派”。

此時，賀衷寒這位“政治領袖”便乘機活躍起來，成為復興社和黃埔系對此事表態的中心人物。他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170余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他還慫恿剛上任不久的復興社書記長鄧文儀，召集復興社骨干分子會議，通過了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案，并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賀衷寒和鄧文儀等人還拿著這個決議案去征求宋美齡的意見，結果被訓斥了一頓。與此同時，賀衷寒還與鄧文儀等人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動和組織了300人的“討逆赴難團”。該團的口號是：“武裝起來，開赴泛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

賀衷寒等人之所以要這樣做，是認為：如蔣介石萬一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駕崩”，又可成為擁何（何應欽）繼位的元勛。豈料，正當他們亂哄哄的鬧著要出征的時候，傳來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賀衷寒、鄧文儀頓時泄氣，所謂的“討逆赴難團”也只好作烏獸散。

蔣介石免了賀衷寒的職位！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這場鬧劇后頗為不滿，把鄧文儀等人找去大發脾氣：“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討逆，坐地打沖鋒，娘希屁，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在杭州，蔣介石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蔣介石則憤恨地說：“你哭，滾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變”期間，何應欽、賀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視。蔣介石獲釋后，戴笠就在蔣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賀衷寒便從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蔣介石的歡心，變得一蹶不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的職務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對賀衷寒冷落起來。1937年6月，蔣介石派他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明顯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賀衷寒才奉蔣介石電召回國，復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之職，并任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

1940年秋，賀衷寒住在重慶郊外，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未有任何公職，加上其8歲的二女兒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醫院照顧女兒染病身亡，其心境極為不佳。適逢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顧問性質，這才聊以慰藉。

他一語道破蔣介石馭人之術！

1941年，賀衷寒閑居于重慶李子壩，整天無所事事。

有一次，他請曾任中國文化學會總會書記長的肖作霖吃臘狗腿。肖作霖醉后大發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此時也醉眼迷離，竟也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你哪里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3個命根子。這3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3種力量互相依賴、相互牽制，而只聽命于他一人。這3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又都各有3個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泊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間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復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只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因為他唯恐復興社發展到一旦難于駕馭的地步；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干又多是湖南人，這也是他難以放心的。他的運用和打算，都是有極高明的權術的。你還罵他‘昏’，可見你還是年輕不大曉事，你自己才是有點昏。”從這番話可以看出，賀衷寒對蔣介石也和蔣介石對他一樣，都是看透了的。但由于他們在反共反人民這個根本方向和維護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蔣介石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介石，也還是服從蔣介石，只是感到“壯志”難酬，憂郁不樂。

1941年春，賀衷寒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1942年9月，調任行政院社會部勞動局局長，任職6年。其間，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掃蕩報》社社長，進行抗日反共宣傳。在勞動局長任期內，雖在協調勞資關系，輔導勞工就業、進行技術培訓、安排因抗戰而西遷的技術人員和工人等方面，盡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涉及到各階級、階層的利益調整，往往觸及到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而引起這些人的不滿，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勞動局”3字撰寫了一副對聯來嬉笑勞動局的工作：上聯是“勞而無功”，下聯是“動輒得咎”，橫批是“局促不安”。賀衷寒聽后苦笑著說：“這算是笑我沒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務艱難。總之，評論由人評論，但我只得努力為之。”

賀衷寒憂郁而亡

1950年，賀衷寒出任臺灣國民黨交通部長。

他上任后，首先設立交通干部講習會，使交通工作人員接受專業訓練；接著又制訂了交通部所屬各事業單位企業化的政策，要求資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資，勞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調配。隨后，按科學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職責契約制、資本責任制、勞動效率制、工作檢核制、公共關系制、資歷管理制等一整套企業經營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長期間，還撰寫有《交通管理要義》、《交通管理論叢》等著作。這一切，都在客觀上為以后臺灣交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當然，賀衷寒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蔣介石集團“反攻復國”服務的。正因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時，特別重視海洋船只的發展，除充實所謂“國營”航運及輔導民用航運外，并成立打撈公司，重建復興航業公司，以備戰時之用。

1954年，賀衷寒辭去交通部長之職，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61年，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閑職。這時，“湖南人有小組織”、“賀衷寒想搞分裂運動”等流言，逐漸在臺灣上層人物中傳播。賀衷寒本人亦有所聞。有人勸他晉見蔣介石，表明心跡。賀衷寒聞言，久久不說一句話，繼而自我表白說：“我賀衷寒前額有字，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我是領袖的學生。搞一個運動，必定有言論、有行動。我賀某未離開臺灣一步，從未寫過一篇違背中央決策的文章與言論，運動從何而來？……”憂郁傷感之情溢于言表，好在他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處之。于是，他便于1971年辭去其他一切職務，僅留一個國策顧問。

賀衷寒的晚年，除偶爾出席幾次會議外，平日在家，或讀書看報，或練字作詩，直至197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