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陽縣霓加頭嶺人。他12歲考入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因為成績優異，被當時主持學政的梁鼎芬賞識。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北優級師范理化專科學校，并于三年后畢業。畢業那年，即1911年夏天，他考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學系，立志做一個好的工程師以報效國家。但是當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極具愛國熱情的王世杰毅然退學，星夜兼程趕赴武昌，加入到革命的浪潮中去。當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王世杰與石蘅青被派往湖北，負責組建國民黨湖北支部，并被任命為此次活動的組長。

1912年，21歲的王世杰因無法認同鄂省政要與袁世凱的相互勾結行為，脫離了政府。他約了數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武漢創辦出版了經濟雜志，并在暗地里策劃二次革命。隨著二次革命的失敗，心灰意冷的王世杰于1913年秋天考入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四年后，獲得了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又于1917年考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公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王世杰聯絡留歐同學，以旅歐中國學生首推代表身份，與留歐學生和華工一同圍守中國首席代表陸徵祥的寓所，力陳利害，阻止簽約，使陸徵祥無法出席會議簽字。1920年，王世杰又任中國旅歐學生代表，先后赴比利時、意大利，出席國際聯盟同志會。同年獲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不久回國。

回國后的王世杰受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王世杰回國到該校任教授，因工作突出，第二年被任命為法律學系系主任，與胡適之等從歐美回國的人對北京大學的校務制度進行了改革。作為一名教授，王世杰所教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等課程，受到學生的歡迎。1922年，王世杰與石瑛等人一道發起組織《現代評論》社。《現代評論》以王世杰為首，以北大的陶希圣、周鯁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40多位名教授為骨干，幾乎囊括了當代著名學者，因他們大都住在吉祥胡同，故被稱為“吉祥派”。王世杰為《現代評論》提出“無顧忌、無偏黨、無阿附”的口號，其所撰文章明快犀利，鼓吹民主科學思想，針砭時弊，為倡導新政等起到了積極作用，是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當時的名學人，如周建人、林語堂、吳稚暉、胡適、郁達夫、沈從文、李大釗、陳獨秀等都熱心為該刊撰稿。

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黨政權，王世杰被任命為首任立法委員，同時擔任法制局局長，兼任海口國際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頒布的眾多“法規”，大都是王主持制訂的。如當時謂之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物權法、債權法、親屬繼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專家學者，草擬、修訂的。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組，王世杰擔任政務委員。

1929年2月，南京政府急需人才，決定在原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的基礎上組建一所全國性的綜合性大學，任命王世杰為首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1929年5月21日，王世杰來到武漢，就任武大校長。他“經深思熟慮后，認為不辦則已，要辦就當辦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準的大學”，在談到辦學思路時，他講：“……只有經費獨立，學校才能自主辦好，不受政黨集團、行政機關的干擾……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學校淪為‘官府衙門’，從而求得學術的自由。”在王世杰任校長的四年里，武漢大學發展很快，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社會聲譽也大大提高。1930年代初，一位來華游歷的美國外交官在北平問胡適博士：“中國究竟進步沒有？”胡適回答：“你如果要看中國怎樣進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漢大學便知道了。”

1932—1933年，蔣介石住進武大，經常約請王世杰為其講學。王世杰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深為蔣介石所賞識。蔣擬請其出任外交部部長，王世杰婉言謝絕道：“我已下定決心，創建武大，立志辦教育，為國家培養建設人才。”蔣說：“你既立志辦教育，那我就請你辦全國的教育，當個教育部長，這不比只辦一個武漢大學，更能發揮你的特長，多作貢獻嗎？”話已至此，王世杰便無法推辭了。1933年4月2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任命王世杰為教育部部長，此后，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最輝煌的時期。

從1933年4月到1938年1月王世杰任教育部長的五年內，他在如下幾個方面采取了措施。（1）他確定了各國立學校的教育經費問題；（2）嚴格訂立了考核的標準，對于不達標的學校進行整改，并頗得成效。當時停辦了上海二十幾所不達標的學校；（3）加強推行了國語的標點符號，促進了國語的統一運動；（4）提倡了科學、醫藥、藝術及體育等專門教育，使國內的學校多學科的發展；（5）為了保護學校的資源，早在七七事變以前，就密令穩中有降，有各大學作內遷的準備，并幫助各學校內遷，減輕了各校的損失，使得學校內遷后能迅速地復課；（6）督導故宮博物院將珍貴文物內遷，使得文物得以保全無損。

1938年秋，武漢淪陷前夕，當國民黨黨政要員們紛紛撤往重慶、武大也已西遷四川樂山之際，王世杰卻獨自一人登上了珞珈山。他佇立在珞珈山頭，俯視著山下這片他曾為之嘔心瀝血、慘淡經營的巍巍校舍，想到它們即將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不禁潸然淚下，久久不忍離去……1949年王世杰還想在臺灣重新建立一所“國立武漢大學”，但是因為國民黨當局禁止以大陸地名為臺灣大學的名稱，只有作罷。

“西安事變”后，國共第二次合作。蔣介石于1938年設立軍事參事室，任命王為參事室主任。這是一個實權極大的官職，有關國共關系、軍事、外交、財政、工業、戰后復員等重大問題，一般都要讓參事室——高級智囊團出謀劃策，為蔣介石最后裁決提供重要參考。而且在蔣介石每星期舉行的討論國際發展趨勢和中外關系的會議上，王世杰經常就外交部所處理的問題向蔣介石提出建議。根據顧維鈞的回憶，王世杰最低調，是一位很謹慎也很認真的人，雖然當時他的外交經驗非常不足，但是他能深切地理解蔣介石對所有外交政策的看法，每當出現爭論時，他都能提出建議，而且總是能迎合蔣介石的意圖，因此頗受蔣介石的賞識。

王世杰在外交方面一直堅持聯絡英國和美國，決心將抗日戰爭打到底，甚至覺得沒有任何和談的必要。1938年，為了聯合抗日，組織了國民參政會議。王世杰初為秘書長，后因改議長制為七人主席團制，又被選為七主席之一，以協調全國各黨派的關系，達到團結全國抗日的效果。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王世杰除始終負責參政會和參事室兩重任務外，曾先后兩度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共四年，在此期間也兼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監察會書記長達七年，兼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一年。

抗戰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最后階段，蔣介石為贏得全面內戰的時間，委派王世杰和張治中赴西安和中共和談。歷時四個多月，一連五次與中共代表進行和談，均無滿意結果。詭計多端的蔣介石為了欺騙人民，贏得內戰時間，一連三次打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內和平問題。1945年8月，為了戳穿蔣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毛澤東系天下之安危，以彌天大勇，來到重慶，終于達成了《雙十協定》的簽字，王世杰為國民黨方簽字成員之一。

根據《雙十協定》，在一周后，中共把浙江、蘇南、皖南等八個解放區的人民軍隊，撤到長江以北，但蔣介石并不執行《雙十協定》，在簽字的第三天，又下達所謂“剿匪”密令，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解放區，內戰還是爆發，王世杰吁天長嘆，卻無力回天。

王世杰1945年7月接替宋子文任外交部部長，1948年11月辭職。在三年多的外交部長生涯中，王世杰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包括《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內的各種條約、公約、協定、換文等60多件。

1948年12月，國民黨的軍事形勢一片天昏地暗，兇信接踵而至，敗局已定。雖然硝煙未熄，江山唾手可得的共產黨宣布了頭等戰犯的名單，共計43人，王世杰名列第21位。

蔣介石宣布下野，王世杰也辭去政務委員及外交部長之職。次年，他隨同蔣介石逃到臺灣，永遠離開了家鄉故土。1949年3月，胡適、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許孝炎、俞大維等人，為了在堅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為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提供學術支持和輿論支持，醞釀發起自由中國大同盟，并創辦《自由中國》雜志。

1950年初，蔣介石在臺灣開始策劃復職，將王世杰再一次卷入政治漩渦。雖然王世杰多次拒絕蔣介石的委任，但還是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等要職，并與“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陳誠，盡力輔弼蔣介石。在外交上不斷地和美國接觸，以期獲得美國對臺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援助。他們在臺灣島內主持土地改革，實施地方自治制度，以期自強，以改變當時臺灣的窘況。在陳王兩人的努力下，這兩項活動均取得豐碩的成果，為臺灣島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3年11月，陳納德的民航空運隊賴債一案浮出水面。國民黨有一筆180萬美元的款子，被凍結在美國威爾斯法高銀行。民航隊運用各種關系，將這筆錢解凍后，偷偷用掉了。此事追究下來，“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脫不了干系，因民航隊法律顧問端木愷是中間人，蔣介石在詢問王與端木的關系時，王一時急了，頂撞道：“我與端木有什么關系？我可以在總理遺像前發誓，我與端木有什么關系？”

蔣也火了，立批“著即免職”。張群與王世杰關系非同一般，聽到這個信息后，立即與黃少谷一起，請見蔣介石，預備說項，誰知蔣介石根本不接見他們。他們再托代秘書長許靜芝向蔣求情，意欲在公開發布的命令上，將免職改為辭職，也未獲允準。但后來，張群將王世杰懊悔之意，請張其昀向蔣作了轉達，蔣一高興，即要張其昀去探望王世杰，不久又命人致送5000元給王世杰，以為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