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錢玄同特別喜歡給友人取別號、外號，在其日記中也不例外，常常信手寫及。這一做法，除了讓后世讀者頗感幽默之外，有些名號確也會一頭霧水、不知所云。譬如1932年3月3日日記中，提到的“唐僧”。

錢玄同日記中這樣寫道：“晚訪建功，適遇唐僧，他為滬事將電政府，責以不可因要保全實力而不戰而和，要我列名，允之?！辈浑y看出，這里提到的“滬事”，應當是指1932年“一二八”事變，而“唐僧”要提請政府奮力抵抗，要聯名通電政府請愿，希望錢玄同名列其中，他當即就答應了。而這位“唐僧”究竟是誰？則須得翻閱次日的北平《世界日報》，方才知曉。

原來，1932年3月4日，北平《世界日報》第七版“教育界”專版刊發簡訊《徐炳昶等呼吁南北同時反攻》，揭曉錢玄同日記中的“唐僧”，乃是徐炳昶(1888-1976)。簡訊原文如下：

徐炳昶等呼吁南北同時反攻

昨電國府及二中全會

教育界徐炳昶錢玄同等，以滬戰我軍變更戰略，昨特電國府及二中全會吁請南北同時反攻，原電如左：

洛陽國民政府暨二中全會鈞鑒，瀏河失防，敵焰兇張，十九路軍血戰經月，何以任其孤拒，竟爾后援不繼，滬瀆骸骨遍野，洛陽冠蓋繽紛。瞻矚兩地，駭憤交并，今日之事，不容觀望，南北應立即反攻，各方仍圖保個人實力，即為祖宗社稷國民萬世仇敵。政府諸公，其明宣意旨，以示國人。徐炳昶，錢玄同，童德解，吳文潞，王尚濟，何士驥，魏建功。

顯然，“唐僧”即徐炳昶。此刻，徐邀約錢玄同、魏建功等聯名通電，向當時因避戰而遷往洛陽的政府當局，要求堅決抵抗日軍暴行，奮力支援正在上海孤軍血戰的十九路軍。至于錢玄同為什么要給徐取“唐僧”這樣的別號，恐怕就與徐當時經常發起評議時政、聯名請戰有關。

通覽北平《世界日報》，在這則聯名通電之前，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徐炳昶都表現得相當活躍。1931年10月，他就發起組織日本研究社，號召研究中日間一切關系;11月又聯名沈尹默教授講師等三十余人，聯名致電當局，要求速組一致對外政府;1932年再聯名致電政府及軍委會，請查辦濟南兵工廠令即日復工，并致電韓復榘請扣留該廠廠長等等。曾與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共組“西北考察團”的徐炳昶，本是專攻考古研究的著名學者，但他此刻相當關注抗戰動態，并四處宣傳游說;可能正是基于此，加之他的確又曾“西游”，錢玄同這才戲稱其為“唐僧”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