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把王安石稱作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發動改革之前擔任的職務，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財政官。他在擔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時候就寫下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治治理文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寫在宋神宗的爺爺宋仁宗的時候。他在當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來經常被大家傳誦的名句：“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很顯然，他把財政、稅收、國家的預算看得很重，沒有錢是辦不了事的。大家都講三代之治，但三代之治的時候，大家都很窮。而現在不同了，沒錢辦不了事，抓不住財權，是要丟江山的。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開頭就說到，宋代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呢？皇帝是一個好皇帝，你簡直可以比堯舜，簡直比堯舜還辛苦。為什么國家治理一團糟呢？原因就是國家沒人才。可是，每天這么多的人才在考試、選拔，怎么就沒人才呢？他說，因為我們選拔人才的方式不對。人才的教、養、取、任皆不得其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說，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的財政、稅收、司法和軍事。可是，我們現在教的都是課試文章，學的都是文章詞賦，讓一幫只會考試的人來治理國家。他們會寫材料和作詩，會考試，會談思想，但是，他們不懂政治、經濟、財政、司法。所以說，教不得法。因此，必須廢詞賦明經，掃除課試文章，建學校。

養呢？他認為也不得法。他說，財政歸于中央，于是中央有錢了，就養了大批的官員，官員系統搞得很復雜，文武分開了，官與吏也分開了，歷代從沒有像宋代養這么多官。他說既然有這么多官員，再多的財政也擔負不起那么多的辦公費用，于是，官員的薪賦很低，還不斷地降薪，可官員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喪葬。官員正常收入僅夠糊口，根本就不能做個體面人。沒有一定的物質保障，讓官員做到公正廉潔，不容易。

取，他覺得也很有問題。他說歷朝歷代都是能夠選拔有能力的人，簡而言之，按照能力，擇賢而用，但宋代卻是一切都按程序走，每一個職務都要干過，每個臺階都要待過。實際上這樣選拔出來的干部，其實每一個工作都沒干會，或者說，他什么都會一點兒，其實什么都不會，因為干一段時間就調走了。既然選拔就是走程序，那么官員只要不干事，就不會犯錯誤，于是按部就班升上去的，大部分是庸人。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覺得也不得法。對官員，沒有一個科學的考核辦法。科舉考出來的人治國理政水平很難加以檢驗。加上為了防止專權，官不久任，導致地方治理出現一系列問題。

因此，王安石認為宋代的根本問題是在頂層，官員隊伍不夠專業化。如果說改革要做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進行專業化。就是按照干實事的標準，去改革組織路線。

再一個就是王安石說的“養”的問題，宋代以來，因為皇帝處心積慮，解散基層的社會組織，用王夫之的話說，就是“解散天下休息之”，所以，國家辦事只能依靠官員，只能依靠官僚系統，結果，官員的隊伍就越來越龐大，而工資卻越來越低，它又是國家辦事唯一依靠的力量，掌握著權力，怎么能不腐敗呢？

到了宋代，官僚階級就算徹底形成了，它與皇權國家之間是對立的，皇帝要控制官僚，而官僚就用腐敗和不作為來反抗，因為社會沒有自組織能力，所以，官僚不作為，國家機器就運轉不良，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