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禎時代擔任政府高級官員，尤其是那種獨當一面的高級官員，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崇禎朝非正常死亡的高級官員，遠遠多于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如熊廷弼、王化貞、楊鎬，他們要么死于當權者制造的冤獄，要么死于崇禎的一紙詔書，要么死于事敗后的畏罪自殺。但是，與一代名將袁崇煥之死—凌遲而死相比，他們的死已經算得上非常體面、非常人性化了。

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北京城一派肅殺，凌遲袁崇煥的消息早就不脛而走。多次遭受后金軍隊騷擾的北京吏民無不歡呼雀躍，在他們看來，袁崇煥這個引狼入室的漢奸終于要遭到應有的懲罰了——袁崇煥是以勾結后金、陰謀叛逆的罪名被捕的。

《明季北略》中記載了袁崇煥受凌遲的細節：袁崇煥被凌遲到“皮肉已盡”時，還沒有斷氣，“心肺之間叫聲不絕”，“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袁崇煥是廣東東莞人，另一說廣西藤縣，可能因為生得黑瘦矮小，崇禎曾親切地稱他“袁蠻子”。像明朝的大多數官員一樣，袁崇煥也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他是萬歷四十七年進士，同年被授福建邵武知縣。萬歷四十六年，努爾哈赤發表七大恨宣布與明朝誓不兩立，它像一座城市的地標，乃晚明的標志性事件：對袁崇煥來講，意味著這位固執自負的南方人，即便身處遠離遼東數千公里外的福建做地方官，卻依然在處理錢糧與訴訟之余對遼東邊事無限關注。《明史》稱袁崇煥“為人慷慨富膽略，好談兵……以邊才自許”。后由于御史侯恂的舉薦，知縣袁崇煥被破格提拔為兵部職方主事。

史書中記載了兩件關于袁崇煥的軼事：其一，天啟二年，剛被提拔為兵部職方主事不久，恰好遇到廣寧戰役中明軍大敗，朝廷商議派人守衛山海關。袁崇煥得知此事后，單騎前往山海關明察暗訪，由于沒給兵部首長請假，部里竟然不知道這位主事去了哪里，家里人當然也不知道。過了段時間，袁主事回來向首長表示：給我軍馬錢糧，我足以守衛此關。其二，努爾哈赤去世時，身為寧遠前線最高指揮官的袁崇煥不經朝廷授權，就自作主張派人前往吊唁，雖然究其實質，乃是想借吊唁之機刺探敵情，但后金畢竟是大明多年來的強硬敵對者，沒有朝廷命令而擅自與之互通往來，乃大忌。

由這兩個細節可以看出，袁崇煥是一個優秀的實干家，一個行動主義者。富于理想和激情，卻往往為了理想而置游戲規則于不顧;作為體制內的高級官員，他喜歡獨行專斷，機杼自出，憑借他的才華和一腔報國激情，他也的確干出了一番成效。但他不明白一個事實：他是個剛愎自用的人，而恰好他的主子崇禎也是一個剛愎自用的人。兩個剛愎自用的人成為上下級，當外在形勢緊張之時，他們或許可能有合作蜜月，但互相猜忌一定會隨著時日的流逝而潛滋暗長，而這種潛滋暗長的猜忌注定有一天會釀出一場不可避免的大悲劇。

崇禎元年(1628年)四月，崇禎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經過幾十天的長途跋涉，袁崇煥從家鄉來到了熟悉的北京城，崇禎立即在平臺召見。然而，此次平臺召問，再次暴露了袁崇煥的性格弱點，他不假思索的豪言壯語，成為日后遭受極刑的誘因之一。崇禎禮貌地和袁崇煥略事寒暄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問袁崇煥：“建部(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淪陷，遼民涂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袁崇煥回答：“所有方略已另寫奏本。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萬里之外，倘皇上能給臣便宜行事之權，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

這肯定是第一個在崇禎面前為平定遼東定下日期的能吏。一聽說只要五年時間就能化解遼東大麻煩，被洶洶天下搞得焦頭爛額的崇禎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一旁陪同接見的內閣重臣們也莫不歡欣鼓舞。然而，也有人對袁崇煥的五年計劃表示懷疑，此人就是兵科給事中許譽卿。他趁崇禎接見中途回后宮休息的間歇，悄悄問袁崇煥有何方案，然而袁崇煥的回答大出許譽卿的意料，“聊慰圣心耳”！許譽卿聞言大驚，提醒袁崇煥：“皇上英明至極，你豈可浪對？到時按期責功，你怎么辦？”

當崇禎再次回到平臺時，袁崇煥立即對五年計劃提出了相當的條件：第一要戶部保證錢糧;第二要兵部保證武器;第三要吏、兵二部保證給他用人上的主動權。對這些近乎苛刻的條件，崇禎一一應允，并賜給他先斬后奏的尚方寶劍，而正是這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尚方寶劍，后來斷送了袁崇煥的性命，也在某種意義上斷送了大明的江山。

曾親歷過甲申之變的明季文人張岱對這次平臺召問和袁崇煥本人的悲劇性格作了深入的剖析：“袁崇煥短小精干，形如小猱，而性格躁暴，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云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魘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自滅之矣。”張岱的評價略顯刻薄，卻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知識分子出身的袁崇煥盡管久在沙場，過著鐵馬甲衣的行伍生活，但仍然有著知識分子特有的夸夸其談、好為大言的特性。這樣的知識分子，對國家和君主的忠誠無可置疑，對所負責任也竭盡全力，但卻無法掩蓋一個鐵定的事實：他們往往有志大才疏的嫌疑。他們過于相信自己的忠心與赤誠能夠挽狂瀾于既倒，卻不知道大廈將傾時已是獨木難支。更何況，手捧尚方寶劍，在崇禎熱切的期望里遠赴遼東的袁崇煥面對的是一個極其麻煩的爛攤子。

首先是錢糧。盡管袞袞諸公都清楚要想馬兒跑就得讓馬兒吃草的淺顯道理，但守衛遼東的將士卻長年領不到軍餉。因此，幾乎橫貫了晚明軍史的主線就是缺餉的士兵不斷嘩變、逃亡。就在袁崇煥趕往遼東之時，遼東最高行政首長畢自肅和總兵朱梅等人被缺餉四個月的士兵抓住后打得血流滿面，畢自肅獲釋后，憤而上吊自殺。袁崇煥到任后，朝廷的確給遼東撥發了部分軍餉，但與巨大的開支相比，仍屬杯水車薪。袁崇煥不得已向崇禎上書，要求崇禎能把內帑用于遼事，否則兵變還會不斷發生。而崇禎最恨大臣們提議動用他的私房錢，哪怕這私房錢是用來保衛他們朱家的江山和朱家的性命。

所以，可以想象，袁崇煥的提議根本不可能被崇禎采納，反而還會在崇禎心里投下第一道不滿的陰影。

其次是坐大于皮島的毛文龍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處理毛文龍問題的輕率與專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崇煥的悲劇命運。

皮島又稱椴島、東江，是位于渤海中的一座長15里、寬10里的島嶼，與鴨綠江口的獐子島和鹿島遙相呼應，呈三足鼎立之勢。由于皮島地處當時的后金、朝鮮和明朝的遼東、山東登州、萊州之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毛文龍原是杭州的一個無業游民，30歲時經其舅父推薦給遼東巡撫王化貞，很快脫穎而出，一直升到副總兵。此后，他率軍進駐皮島，利用該島的交通要樞條件，召集流民，通商開發，幾年間就使該島遂“稱雄鎮”。皮島地處后金海上咽喉之地，當明軍在遼東的幾座重鎮相繼失守后，皮島的戰略意義更加突出。

應當說，毛文龍盡管有過殺良冒功的行徑，但他治理的皮島對后金仍是極大的牽制，朝廷包括對政事一向不感興趣的天啟都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不僅把他提升為總兵，還多次派人前往慰問。對毛文龍的作用，翰林院編修姜曰廣認為：“建州之有東江，猶人身之有蚤虱也。撮之則無處著手，聽之則吮膚而不寧……使無東江，則彼得用遼人耕遼土矣。”也就是說，毛文龍像叮附在后金身上的一只跳蚤，雖然不至于使后金為此喪命，卻可以不斷地騷擾它，使它不得安寧。但坐鎮一方的時間稍長，這只跳蚤就變得不那么容易控制了，朝廷上下開始對毛文龍由腹誹到口誅筆伐，而毛文龍也的確由于久鎮一方而變得驕橫不法：

其一，他幾乎把皮島的駐軍變成了毛家軍—軍中擔任要職的，大多是他的子侄或義子，將領全部姓毛;

其二，他虛報兵額20萬，其實不到5萬，其他十幾萬人的軍餉，大多落入他的私囊;

其三，他利用皮島地處海上要沖的優越地理位置，向來往商船征稅，而這并沒得到朝廷的授權。

袁崇煥對毛文龍的這些不法情況了如指掌，而且，這位有道德潔癖的忠臣在還沒有正式接觸毛文龍之前，就已經定下了應對之策。還在京城期間，閣臣錢龍錫問及如何處理和毛文龍的關系，袁崇煥脫口而出：“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不難看出，驅使他這樣做的并不是個人私利，而是個人的道德好惡。他看不慣毛文龍的驕橫不法，更看不慣毛文龍對朝廷詔命的陽奉陰違。但無論如何，毛文龍罪不致死，更何況，大敵當前，毛文龍也算是獨當一面的方面大員，如此草率地加以殺戮，袁崇煥何其失策。

果然，袁崇煥到任后，和毛文龍關系極為緊張。他首先派官員到皮島對毛文龍的經濟進行審計，接著又宣布海禁，不許商船徑直開往皮島。這第二招頗為毒辣，其直接后果就是使毛文龍原本十分豐厚的稅收從此顆粒無收。毛文龍當然不愿就此服輸，他多次上書崇禎，但崇禎態度含糊，不肯表態。奏章中，毛文龍悲憤地說：“諸臣獨計除臣，不計除奴，將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以后發生的一系列變故證明，毛文龍這一介武夫的激憤之語并非虛妄之詞，只是那時的變故，不僅毛文龍看不到，袁崇煥也看不到了。

袁崇煥上任伊始，首先對付的竟然是自己人毛文龍，這是很令人驚訝的事情，隱約透露出這位以忠勇自詡的高級將領，大概也信奉“攘外必先安內”的信條。毛文龍不愿服輸，袁崇煥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不可用”，既然不可用，那么就要殺之。

對付毛文龍一事，充分體現了袁崇煥的智謀，可惜，這智謀對付的不是虎視眈眈的后金，而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袁崇煥一面對毛文龍動了殺機，一面為了麻痹他，主動給他送上一大批軍餉。緊接著，袁崇煥以閱兵為名，于崇禎二年六月深入皮島。對此，毛文龍全然不備。當毛文龍手下的將領前來參見袁崇煥時，袁當即煽動—我在寧遠前線的官兵，軍餉比你們高，都還吃不飽，你們在海上更加勞苦，軍餉卻更低，還要靠它養家糊口，我對此感到心酸。你們受我一拜吧。毛文龍手下將領對袁崇煥的一席話，既有幾分感動，又有幾分畏懼，古人所謂恩威并施，大抵如此。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袁崇煥當眾宣布毛文龍有十二大罪，然而真正沾得上邊的不過兩三條而已，其他大多是捕風捉影的羅織之詞。更何況，真正要處死一個高級將領，只要有一條坐實的大罪就行了。過多的罪名反而暴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羅織者生怕罪名不夠充足，理由不夠充分。

毛文龍當天即在帳前遭斬首，死在他苦心經營了10年的皮島上。毛的部眾被袁崇煥整編，毛家軍從此不復存在。

雖然此前崇禎賜予了袁崇煥可以便宜行事的尚方寶劍，但袁崇煥竟然在不作任何匯報的情況下，擅自處死一名朝廷和崇禎均認為可以獨當一面的高級官員，這不僅是簡單的越權，簡直就是擅作威福的草菅“官”命。

然而，崇禎也有他的苦衷：他剛把遼事全盤托付給袁崇煥，把袁崇煥確定為力挽狂瀾的不二人選，袁崇煥本人也立下了五年平遼的軍令狀，那么，追究處死毛文龍之罪，不但毛文龍已死而無濟于事，反而有可能影響五年平遼大計。也就是說，當崇禎迫不得已下詔對袁崇煥的行為表示贊許時，這位君主的內心有一條基本的底線，那就是袁崇煥必須兌現五年平遼的諾言。

如此一來，袁崇煥相當于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當袁崇煥處心積慮地解決他認為尾大不掉的毛文龍時，后金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安撫了漠南蒙古之后，皇太極親率10萬大軍，繞開袁崇煥重兵防守的寧遠和錦州，從遼西經蒙古地面，由薊門一帶明軍防守的薄弱地帶入侵。當皇太極的大軍越過喜峰口長城，兵臨距北京只有二三百里的遵化城下時，袁崇煥才如夢初醒，急忙親率主力進入山海關增援。這時的北京早已人心惶惶，崇禎二年十一月初四，也就是袁崇煥星夜馳往關內的前一天，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為免北京被圍的困境，在遵化與皇太極激戰，不幸戰敗而全軍覆沒。次日，也就是袁崇煥大驚之余入關那天，遵化守軍崩潰，巡撫王元雅自殺，副總兵朱來同等人棄城逃跑，總兵朱國彥與夫人一同自殺。朱國彥自殺前，把臨陣脫逃將領的名字一一書寫在案。

幾個月前，袁崇煥在平臺召問時，信誓旦旦地向崇禎表示五年平遼，剛愎而又多疑的崇禎正是看在這一點上，才對袁崇煥冒失誅殺毛文龍不加計較，而今，不但平遼成泡影，后金大軍竟然兵臨城下，崇禎氣惱之余，還多了一種被欺騙的憤怒。崇禎一面起用孫承宗守衛京師，一面下令調外地軍隊勤王。事已至此，如果袁崇煥能夠及時打退皇太極，估計崇禎雖然仍會對他心懷不滿，但肯定不至于被撤職，更不至于被下獄。可怕的是，袁崇煥一不小心又犯了個錯誤—導致他犯這個錯誤的，不是能力，而是他的忠心。當時，京城已有謠言，說皇太極此次入侵，是袁崇煥已暗中降了后金。袁崇煥從關外星夜趕往京城，本應在京城以外的通州地面和后金軍隊決戰，但他怕北京有所閃失，就徑直率大軍直抵京師門外，并要求軍隊入城。手握重兵的大將要求深入京城，多疑的崇禎哪里信得過？在袁崇煥而言，他以為自己是十足的忠誠，是在為君王考慮;而在崇禎和朝廷大臣而言，袁崇煥不在城外退敵，卻想率軍入城，誰能保證他真的和后金沒有絲毫瓜葛？再者，由于不少皇親國戚和太監都在城外修有別墅，這些別墅大多遭到后金軍隊的洗劫和焚毀，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沒法找后金討說法，于是都遷怒于袁崇煥。

這時，皇太極僅僅套用了《三國演義》中并不高明的離間之計，就使得袁崇煥從封疆大吏一落而為階下之囚。與其說這是皇太極的高明，倒不如說是崇禎對袁崇煥的所謂信任原本就是鏡花水月。

崇禎沒有立即對袁崇煥動手，倒不是他相信袁崇煥，而是后金軍隊還在北京城外。崇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平臺召見袁崇煥。袁崇煥此時也深知自己處境不妙，因此，他極力向崇禎和其他大臣渲染后金如何強大，如何勢不可當。他甚至向其他大臣說，滿洲人此來是想做皇帝，已選定在某天準備登基了。袁崇煥之所以如是說，并不是他懼怕后金軍隊，而是希望借強大的后金脅迫朝臣們向崇禎提出與后金議和，爭取緩沖時間以備戰。然而，已經對袁崇煥和后金有密約半信半疑的崇禎只是顧左右而言他。

深究君王與大臣的關系，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其中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微妙。他們之間也是一場博弈，只是這場博弈往往被噴上忠誠和賢明之類的油彩。盡管崇禎已對袁崇煥心生惡念，但他在平臺召見時仍然做出和藹可親的樣子，還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脫下來，親自給袁崇煥披上。中國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的一個細節就是，主子脫下自己的衣服給臣子披上，而臣子此時除了感恩戴德，就是暗暗下定決心，要為主子流盡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

僅僅過了幾天，當崇禎安排好接替袁崇煥的人選之后，這位和藹可親的人君一下子變得聲色俱厲：十二月初一，袁崇煥被召進宮，依然是在前兩次召見的平臺前，暴怒的崇禎下令將袁崇煥拿下。

接下來，崇禎下旨，將袁崇煥“依律磔之”，其妻子和袁崇煥的兄弟一起，流放兩千里以外。那場“大快人心”的凌遲就這樣不可阻擋地發生了。當袁崇煥在劊子手冷漠無情地數刀數的聲音和周圍看客們興奮的斥罵聲中承受臨死前的煎熬時，注定了大明帝國只有毀滅才是最終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