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國向何處去？

4月25日，已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帝國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一周后，本已歸順大順的吳三桂反戈一擊，投降關外的大清，大順皇帝李自成兵敗山海關;6月5日，攝政王多爾袞清兵入北京;同一天，史可法等在明朝實行雙都制的留都南京擁立朱由崧為監國而后是為弘光皇帝。

風云忽變，這是一個中國大歷史的“三岔口”：究竟是退守的李自成積蓄力量，如朱元璋一樣農民造反統一全國;還是是明朝只是陷落華北數省，以富庶南方為依托，如唐朝安史之亂國都陷落后重整山河，再度中興，或者如西晉、北宋滅亡后在南方茍存上百年;抑或是清剿滅大順，掃蕩南明？

歷史皆有可能，偉大政治家、軍事家的勇氣和智慧在歷史關頭決定著大局走向。在這個天翻地覆時代的歷史浪頭，流亡明朝軍隊一把手，任兵部尚書、督師大學士的史可法四十三歲，所謂“時勢造英雄”，在殘明中，卻沒有造出一個安邦定國的扭轉乾坤的豪杰，史可法所謂的“抗清英雄”，無非一個忠君殉國的道德楷模。

愚蠢國策：聯合清軍共滅李自成

歷史當事人的意見常常會讓后人驚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被認為造成李自成失敗、明朝徹底滅亡的國家恥辱，可是在當時的殘明人士史可法等人看來，卻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因為清兵打敗了人正是自己的仇敵李自成，因此，北京被清軍占領他們并沒有仇恨，反而要好好感謝清軍。

1644年，大明、大清、大順三國鼎立，歷史的“大三國”時代，“敵人的敵人”是否就是朋友？“唇亡”之后齒安能獨善？認不清真正的敵人是致命的。宋聯金滅遼，不過兩年二帝被掠;南宋聯元滅金，不久以至國破，就是最為慘痛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悲劇又在重演。

在明清之際的大三國政治博弈中，史可法為首的南明政權竟然把即將埋葬自己的大清當作朋友，對于他們來說，攻入首都、逼迫崇禎帝自殺的“流寇”是最大的仇人，將李自成打敗趕出北京的大清則是朋友。因此，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竟然被南明政權認為是好事。南明的國策就是一廂情愿的奉行“借虜平寇”，即借清兵剿滅李自成的大順政權。

借清兵滅李自成可謂“借刀殺人”，史可法是這一政策的發起者、支持者和執行者，他上書皇帝說：“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在自身存亡危險之際，史可法提出的對策是馬上派遣使節帶上財物去見順治皇帝或者多爾袞，“滅寇在此一舉”。當時有清醒者勸說，“如果只借助他人力量，如宋朝借金國滅遼，借元滅金，最后只是為虎添翼加速自己滅亡罷了。”史可法卻聽不進去了。

首都不過陷落兩個月，南明政權已決定偏安江南，以淮河為界，“坐山觀虎斗”，畏葸不前，不對清兵有絲毫觸犯，以免無法進行和平談判?；孟胫皟杉乙患?，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

8月初，在史可法等人的催促下，以左懋第為首的“和平使團”，帶著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向大清“通好”，感謝他們殺退了叛匪李自成，結為“叔侄”之好。

只可惜，大清雖然客觀上幫了明朝的忙，卻不想真正和大明修和。多爾袞是清楚自己的主要對手是李自成，而不是史可法。所以，根本不接受大明平等的“國書”。八旗兵不立即南下滅南明，只不過根基未穩，并非真的準備跟南明南北分治。這次一廂情愿的和談注定是屈辱之旅。南明送來的大禮被照單全收，和平使團團長被拘禁，勸降無果后第二年被處死，其他人被趕回去，多爾袞更恫嚇說即將“發兵南來”。

正是判斷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上，南明政權出現了致命錯誤。而是將清兵當作可以團結的“友軍”，如此責不再將防止清兵南侵作為立國第一要務。更為荒唐的是，南明還擔心大明與大順聯合起來對付自己，李自成會“先犯東南”，南明首要任務是“直指秦關”，攻打以西安為根據地的大順。

就實際來說，史可法并不是第一號人物，南明的大政方針并不能完全由他決定，但是從始至終史可法都和其他南明當權者一樣鼠目寸光，推行愚蠢的鴕鳥一樣的對清和平政策，認錯了敵人，低估了滿族人的意圖和能力，埋下了弘光政權不過維持一年，基本沒有抵抗就迅速坍塌的禍根。

消極防御：錯失收復中原戰略窗口期

歷史當事人往往不想后來成就那樣初始時就有那么大宏圖雄心。

1644年6月，當多爾袞趁著大順立足未穩，攻克北京后，已是“天上掉餡餅”的坐收漁利，根本沒有想到大清將來能夠一統全國，進了北京城的多爾袞自己都說：“但得寸則寸，得尺澤尺耳?！?/p>

李自成的潰敗和史可法的愚蠢卻讓多爾袞野心或者理想迅速發酵，促成了他各個擊破的戰略。

清兵追擊李自成十天，在河北兩次打敗大順軍，使其退入山西，6月中旬回京。此時，經過與李自成的酣戰，清兵勞頓，雖然山海關打敗了李自成，但是對于地域廣闊的山西以西的大順和以南京為中心的南明的底細并不是太清楚，清軍之所以不窮追李自成，也正是不敢貿然行事處于觀望階段。

當李自成遭到清軍的打擊，清軍初入中原根基未穩，且隨時可能腹背受敵遭受大順和南明的聯合攻擊。此時，大順原來占據的河北、山東、河南等華北地區處于群龍無首的力量空白區，原來的明朝勢力反撲顛覆了大順政權。從六月至十月期間，是南明恢復國家、鞏固南京政權的戰略窗口期，史可法如派明軍北上，收服中原如探囊取物。只可惜，華北在混亂中等待來的不是明軍，而是休整好的清軍。

到了11月，清軍開始南下，迅速占領了河北、山西、山東以及河南大部分。然而，南明的戰略窗口并沒用關閉，清軍從11月到第二年4月，清軍的主力一直集中西北攻打李自成軍隊，此時華北空虛，仍是史可法可以趁虛而入的大好時機。

然而，南明政權的“通好”政策，史可法作為軍事首長一直龜縮在揚州。唯一一次是調停兩大軍區內斗到達河南東部睢州和徐州，幕僚勸他北復中原，然而“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對于史可法等人罔顧華北淪陷，時人有詩言：“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p>

史可法眼睜睜的失去了最佳的戰略窗口期，“有效”配合了清軍，讓清軍得以全力對付李自成。

1645年1月初，大順與清通關戰役打響，十三天后，西安的門戶潼關失守。2月，清軍占領大順首都西安，李自成帶領殘部逃往河南南部。然而，對于南明來說，有人已經看出“闖為虜敗，雖可喜，實可懼?！?/p>

1645年4月，清軍騰出精力，開始收拾南明政權。

軍事無能：揚州之役沒有抵抗

在大順、大清和南明三國博弈中，南明政權占據著人力、物力的優勢，國力最強。當時，它還控制著淮河以南地區，這里乃是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地區，且沒有經受李自成的戰亂。

當時，南明的軍事力量也并不小，史可法提出設立四大軍區，分別駐扎儀征、壽縣、淮安、瓜洲。然而，從這四個軍區駐扎之地不設置在山東河南，而是南京附近，即可看出乃是消極龜縮防守，意在保存江南。

作為軍事首長，史可法卻不懂嚴格治軍，難以指揮不動四大軍團，消耗精力于調停四個軍團之間的矛盾沖突，一籌莫展。一則是南明皇帝乃是依靠這四個軍區首長的擁立而成，史可法則沒有擁立之功，本來是南京地區的一把手，結果成了二把手;二是史可法以文臣駕馭武將，沒有手段、膽略和魄力，在四個軍區首領出現矛盾時，只是用盡心思在各個方面應付、調停，既無法將他們擰成一股繩，也不會相互制衡，只能維持表面的和諧。因此，一旦清兵攻來，即可瓦解。

1645年4月，清軍分別從山東南下沿運河、河南東下南進、湖北順江而下，東、中、西三路大軍對南明發起總攻。

面對重兵壓境，史可法方寸大亂，竟然一天之內三次發令箭。更為嚴重的是，對軍隊首領日常妥協、軟弱，地方守將毫無抵抗，或望風而逃，或投降清軍，包括所謂四大軍區中的重要將領。后來統計投降清軍的總兵23名、副將47名，馬步兵近24萬，遠超清軍人數。

5月13日，清軍兵臨揚州城下。史可法讓各地派援兵，竟然沒有一個人來。而原來史可法統領的南明將領已經伙同清軍開始攻城。面對城外清軍，史可法雖然拒絕了招降，但對于如何抵抗，此時的史可法已經毫無主意，難以組織有效的抵抗了。當部下有人要投降，他的回答是“如欲富貴，請各自便。”如此心灰意冷縱容屬下的心態情緒之下，如何能夠守城。

史可法所守的揚州城，因部隊調走和開小差，軍隊人員很少，基本沒有組織起有效抵抗，5月20日，在紅衣大炮的轟擊下，揚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難，一同寧死不屈的還有揚州總兵劉肇基、知府任民育等。

清軍多鐸攻入揚州后，下令屠城，從5月20日起乃為“揚州十日”之難，有人估計，被屠殺人數“計八十萬余”。

6月16日，清軍抵達南京，南明弘光皇帝逃竄，余下人員開城投降。

時勢造忠臣：敬其忠烈，痛其無能

對于一個位居高位的人來說，其道德最終以履行責任為最終目的。當我們為史可法的忠烈感動、崇敬，卻不能不為其貽誤歷史之機而遺憾。

1644年，清兵不過占據了北京附近地區，而李自成也的大順政權也只是割據華北，立足未穩，明朝半壁江山尚在，完全可以再造或者偏安江南。身為南京的軍事首長，史可法卻僅僅組織抵抗了一年光景，便在揚州被俘身死。

以死盡忠讓人感動崇敬。究其實際，卻是史可法在其大位，才能卻難堪大任，戰略上鼠目寸光，決策屢屢犯錯，臨戰束手無策，惟有“臨終一死報君王”。在這歷史的拐點上，史可法卻沒有成就千秋之業。作為大臣，他不僅無法讓明朝如北宋滅亡再造南宋一樣，于南方重建大明，更別說挽歷史狂瀾于既倒。史可法與其對手多爾袞相去甚遠，在明朝在南京建立起臨時政權后，犯下戰略錯誤，認不清真正的敵人，一意推行與大清的和平主義，從而在清與順的酣戰之際失去反攻中原、建立堅固防御線的戰略窗口期。作為軍事指揮家，史可法駕馭無能，手下重兵，卻無法如臂使指，清兵一擊便潰敗如山倒;臨戰之際，史可法不思進取，畏葸不前，指揮失當，鎮守揚州數日即被破。

史可法是和平時期的好官，有著純正的人品和愛國心，勤勉廉潔，潔身自好，任勞任怨。但是，當風云突變，國家存亡之際，時勢將他推上權力高峰，道德品德卻無法轉化為雄才大略和政治魄力，潔臣廉吏并不等于才臣能吏。雖然現實中他受到諸多多掣肘和阻力，難以一展雄圖，但在所能的位置上，他的戰略失誤以及臨戰的無能，卻是難以規避的。揚州之役之所以有名，乃是史可法遇難和其后的清軍屠殺，并不是因為戰將抵抗有方或者慘烈勇敢，與后來其他城市防御數月難以相比。

史可法沒有成千秋之業，也沒有救黎民萬千，只是將自己推到了歷史忠烈祠上，只是這樣道德視角下的“爆得大名”。只是，歷史不是道德對決的歷史，這樣歷史書寫下主角，在歷史發展中，其實只是配角而已。

1644年，北京陷落并不意味著明朝死亡，掙扎的明朝還有一口氣。在南京的弘光政權維持一年即告失敗，不能不說南明政權無論是奸臣還是忠臣，無一個安邦定國之才。雖然不能說是史可法之責，其人卻難辭其咎，其忠烈殉死也無法遮蔽這一點。

1645年6月，清兵攻入南京后，明朝殘存的一點元氣，消失殆盡，遂失去了再造的根基。同一時間，李自成身死河北九宮山。經過一年的博弈，李自成和史可法成了悲劇人物。歷史當事人的種種的錯誤換來了滿族人的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