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918年間，在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倡導下，北大各種課外社團層出不窮。它們大多都由校方資助、民主運作，參與活動的不乏名師大家，比如章士釗是“雄辯會”的第一個演說嘉賓，徐悲鴻是“畫法研究會”的導師，蔡元培本人是“音樂會”的會長……此外還有“儉學會”、“靜坐會”、“技擊會”、“體育會”、“消費公社”等各種團體。這種社團“井噴”的狀況緣何出現？每一個社團的創辦背后又有何關懷？

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下的學生社團

蔡元培鼓勵學生們參加有教育意義的課外活動。

第一個這樣的組織是1917年夏由少數學生發起的“北京大學同學儉學會”。“儉學會”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不設領袖，會員皆為“同志”，且不得參與任何奢侈消費和有損道德的活動，以便專注學業。他們發誓要遵循的生活理念與更加傳統的中國式道德觀相契合。

這證明了沙培德的觀點：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對無政府主義如此著迷，是因為它與新儒家的道德說教十分相似。為了保存名節、砥礪德行、勤學儉用，會員必須“勿賭、勿狎妓、勿吃煙、勿吃酒、勿坐車(非絕對的規定)、愛用國貨、節衣、儉食、躬行灑掃、寢興準時”。會員同住一宿舍，不設舍監不設聽差。他們有義務“維持公安秩序”，“互相規勸及互相規勸切磋”并“改良社會”。、

在蔡元培和李石曾到北大后，劉師復也來到了北大。受其影響，一些來自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1917年在北大成立了“實社”。“實社”宣稱，“除從事政治生活人員外，凡贊成本社旨趣者，無國界男女之別，皆得為本社社友”。像“儉學會”一樣，它也“以進德修學為宗旨”。但與之不同的是，“實社”視無政府主義為社會革命的綱領，并積極吸納新會員。為此，他們出版了《實社自由錄》。這份刊物匯集了翻譯自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巴枯寧(Bakunin)和托爾斯泰(Tolstoy)等人的作品。“實社”也努力推廣世界語。1917年秋，北大第一次開設了世界語課。1917年12月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1905年的《世界語主義宣言書》。此后，《日刊》更是留出專版教授世界語詞匯，并從1918年2月起每日加刊兩頁，標題頁印刷著世界語：“Pekin-UniversitatoChutago Gazeto(北京大學日刊)”。

早在1917年，無政府主義便在北大風行一時，這是不爭的事實。德里克(ArifDirlik)曾說無政府主義給中國的進步分子提供了“一種社會設想”，并且“到五四運動前夕，無政府主義詞匯已經成為中國激進主義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并不是說中國知識分子都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然而，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想進入了那些嚴格說來根本不能被稱作無政府主義者的人的語言中。”在這一點上我同意德里克的觀點，但要再次強調的是，在五四運動之前教條的無政府主義者——比如那些創辦“實社”的人——在北大的影響力是極為有限的。五四前夕影響北大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注重的是修身和合群，而非那種致力于社會革命的程式化理論。道德、容忍、互助及修身——這些都是這一時期北大領導人所強調的社會主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并不是無政府主義決定了這些主題的中心地位;相反，無政府主義只是在被接受后幫助形成了它們被表述的方式。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親任“音樂會”會長

當北大的領袖們試圖讓學生意識到有追求的人生和健康的娛樂所能帶來的好處時，各式各樣的思潮影響了他們。無政府主義思想中關于組織的集體主義模式的理論，以及美學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所擁有的動人心魄的價值都對他們是一大啟發。美學的價值尤其被蔡元培所看重。蔡元培相信，通過美育人們便能感覺到自己與更加浩渺的宇宙相通，因而可以克服由儒家世界觀的崩塌所帶來的失落感。1917年4月，蔡元培發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說”的演說，他認為“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而“純粹之美育”因其具有普遍性所以能使人“與至大至剛者肸合而為一體”。到1918年，北大的國文門、英國文學門和哲學門都開設了“美學”和“美學史”。

1917年春，蔡元培開辦“音樂會”，分設國樂部和西樂部，他自任會長。“音樂會”每周聚會一次，培養會員的音樂鑒賞力。此后，“音樂會”定期開“同樂會”，每年春節舉辦一次音樂演奏會。蔡元培更是邀請到一代音樂大家王露。1918年5月王露在其演奏會上展示出了驚人的古琴和琵琶造詣，引發了北大學生對中國古典音樂的追捧。1920年，蔡元培聘請留學德國和日本的名樂師蕭友梅為北大講師。在蕭的指導下，中西古典音樂教育開始真正地繁榮起來。1920年3月，現代中國第一份音樂教育方面的刊物——《音樂雜志》在北大出版。次年，在王露早逝后，中國另一名古琴和琵琶大師劉天華被聘為導師，由此奠定了北大作為中國音樂教育中心的崇高地位。

1917年12月初，“書法研究會”成立，旨在教給學生們如何“用書法去凈化心靈”。與此同時“畫法研究會”也宣布開辦。1922年，這兩個研究會合并為“美術研究會”。在“畫法研究會”成立兩個月后，有75名學生成為會員。與“音樂會”一樣，“畫法研究會”也十分活躍。在蔡元培融匯各家的教育精神的指引下，他們也鼓勵會員們兼學中西方藝術。除陳師曾外，“畫法研究會”還聘請了許多校外名家如徐悲鴻、賀履之和湯定之等為導師。1920年春節，學校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學生游藝大會，專門為畫法研究會募集經費、擴大社會影響。同年6月，研究會出版了《繪學雜志》。

打破同鄉為主的社交網絡

到1918年初，各種課外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大多數社團都由校方資助，且在開辦之前須經學校批準，不過一旦正式開辦便可由其會員自行民主運作。它們是基于這樣一種理念，即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興社會。在一個受儒家影響如此之深的文化中，注重修身和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靜坐會”，“以為衛生進德之助”;“技擊會”，“以強壯體格研究我國固有之尚武學術”;“體育會”，“以強健身體活潑精神”;“雄辯會”，“以闡發學理修飾辭令”。第一個受邀到“雄辯會”演說的是章士釗，他講的主題是“調和”。

許多課外社團的出現是為了鼓勵學生相互合作。北大的生活是“集體淡出、個人突顯”;學生與老師之間甚少交流;多數學生的交友圈很小。《北京大學日刊》中大量的同鄉會聚會通知及北大學生的回憶錄無一不說明學生思想中仍固守著“‘我們’與‘他們’判然分明的意識”——正是這種意識塑造了中國社會。

1918年蘇甲榮的日記是我所見過的最好證據。對于在北大修習哲學的蘇甲榮而言，北京的廣西會館為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點(an importantpoint ofreference)——他常去那里走走，要么是與中學校友聯誼，要么是悼念去世的廣西名士(比如老師)。與古代的官員和商人的做法一樣，當學生頭一次來到北京時，他們會住在本省的會館里，然后走親訪友。在每個學年之初，北大同鄉會都會為新來的同鄉舉行歡迎會。

在1923年的一本《北大廣東同鄉會年刊》上列出了包括已退休的教授和畢業生(包括京師大學堂時期的畢業生)在內的共計500多名會員。據這份年刊披露，北大受到同鄉會的鼓勵，為廣東舉行了特殊的入學考試;而同鄉會則游說本省政府為旅京學生提供資助。同鄉會對學生們的意義確實十分重要，因為正是經由它學生才得以獲得本省政府的津貼。陶鈍是1920年代末北京大學山東同鄉會的干事長。他回憶說，自己最主要的責任便是發電報給山東省教育廳要這一學年的津貼。

此外，北大的畢業生(及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在回到本省找工作時，一般會攀附校友。就這一點而言，通過同鄉會建立的人脈往往極其有用。正如很多人都注意到的，這種傳統的社會網絡即使是到了發生爆炸性事件的1919年也并未式微。在整個1920年代，《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同鄉會開會啟事都很常見。五四運動后不久，康白情寫了一篇關于北大學生的文章，抱怨北大為數眾多的同鄉會和同學會“范圍越狹取材越隘……阻礙社會的進步”。當然，在民族主義的五四運動中蔓延各省的學生風潮清楚地表明了盡管鄉土認同并不排斥國家認同，但二者之間確實存在著沖突。這在1923年的《北大廣東同鄉會年刊》中也有反映。《年刊》中除了幾篇關于聯省自治的文章外，其余大部分文章都是闡述具有國家意義的新文化主題的。

如果北大想要發展出一個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集體身份認同，那么就必須打破這些殘存的障礙，給予學生更多的機會去了解彼此。這也是倡議成立“學生儲蓄銀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按照徐寶璜教授的觀點，這個銀行“可養成學生勤儉之習慣”，“可稍減學生不道德之行為”，同時能教給他們如何互助協作。評議會批準了“學生儲蓄銀行”的成立。到1918年的2月初，該銀行已經開始收到來自師生們的存款。學生互助思想至少部分是受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互助”理論的影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17年12月教授胡千之倡議在北大建立“消費公社”。“消費公社”于1918年初開始運營，其理念是當人們通力合作，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貢獻自己的才智與力量的時候，他們將能創造出任何個人都無法企及的成果，并平等地共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