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3年，康熙的第四個兒子胤禛45歲。

這一年，他問鼎中國。雍正王朝開始了。

這是康熙盛世之后的中國。表面上，帝國依舊強悍無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帝國的危機已是如影隨形。那么，這虧空是怎么造成的，又該如何填補？依然沒有人知道。雍正朝開局，繁華之下陷阱處處，帝國名聲最響的那個男人面臨空前挑戰。

毫無疑問，這是盛世與危機并存的時代。好與壞各為里表，在這個王朝的肌腠間隱現浮沉，直將雍正纏繞窒息。雍正歷史性地走到了大清朝的瓶頸部位，必須求得破解之道。

不僅如此，還應該追本溯源，厘清瓶頸的形成。這一點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雍正困局不僅僅是結構性的、制度性的，同時也是人性之花的邪惡綻放。它是大清朝制度破局前最黑暗的時刻，人人都是欲望表達者，也都是犧牲品。包括雍正。

兄弟

雍正的兄弟們很多。但是，對雍正來說，這不是什么好事。從康熙朝一路走來，雍正和他兄弟們一直是競爭關系，你死我活的競爭。

這是親情的異化。在權力面前，每一個人都成了武器，對付其他兄弟的武器。當康熙還活著的時候，兄弟之間的抗衡還處于平衡狀態，起碼表面上是這樣。因為存在一個裁判者和制衡者，還因為謎底沒有揭開，人人心中尚有念想。康熙不在了，謎底也揭開了，最不可能的那個人成了勝出者，人人心中的念想破滅了。這樣的情況下，勝出者毫無疑問成為眾矢之的，雍正這一回就發現，自己雖然成了皇帝，卻也同時成為靶子，成為一人敵眾人游戲的孤獨者。

手足之情的存無尚且不論，自己的人身安全現在成了第一位的問題。允禩、允禟、允祉、允這些人，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人人跟著欲望走而沒有任何節制的話，很顯然，雍正的人身安全是得不到保證的。

所以這是考驗雍正處世技能的時刻，也是展示他帝王心術的時刻。在歷史的夾縫間，雍正注定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帝王。在他身上，術道并舉，陽光與陰影共存。光榮只屬于他的父親—康熙。雖然康熙也有惆悵，但那是陽光下面的惆悵，要說陰影，也是燦爛的陰影。可雍正不同，在如此的歷史境況下，他只能是暗室里的人物。他的黑夜比白天多。只能以“術”取勝而不能以“道”取勝。他必須做到比小人更小人，比君子更君子，如此才能突破瓶頸，走出歷史的夾縫，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

雍正出招了，招招不同。對待不同的兄弟，雍正總能使出不同的招數，而這樣的招數事后證明都是天才的設想，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和野心家合謀的結果。

當然，細究起來，雍正兄弟們的被囚或死去，總是有一些言之鑿鑿或莫須有的罪名。但是這些罪名在歷史的典籍間白紙黑字地存在時，卻又經不起推敲。因為，當動機變得可疑時，結果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人心的微妙。

對雍正來說，一切可能是他的錯，也可能不是他的錯。這是歷史的兩難選擇，雍正的囚徒困境其實也是康熙的囚徒困境。在立嗣過程中，康熙看到了一個不太美妙的開頭，而雍正目擊的則是更加難堪的結局。他是承受者，也是傷害者。在承受中傷害，在傷害中承受。雍正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只是他令人側目的地方在于，將心機玩得太過。有時舉重若輕，有時舉輕若重，有時曲徑通幽，有時殊途同歸，有時欲擒故縱，有時欲罷不能，貌似誠懇，實則暗藏殺機，令人為之愕然。

不是說不可以玩心術，帝王之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帝王之術，但是雍正如此玩法，在功利層面上他是贏了，在心靈或精神層面上他卻輸了—畢竟他們是兄弟。

制度突破

雍正的心靈應該說是痛苦的。當康熙的公開立儲之舉猶如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讓人世間最丑陋的欲望表演紛至沓來時，雍正看到的，或許是制度破綻。

如果將這盒子關上呢？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乾清宮西暖閣。雍正發表談話。談話對象是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及九卿。雍正說道：“朕自即位以來，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為長久之慮？當日圣祖因二阿哥(胤礽)之事，身心憂瘁，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后，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又別書密旨一道，藏諸內府，為異日勘對之資。”

雍正的“八一七談話”事實上透著三個“密”字：密封、密藏、密旨。關上了潘多拉的盒子，將人間的好奇心扼殺在歲月的長河當中，不再透露任何最高權力的消息，直到雍正百年、大廈將傾的那一刻，一切才水落石出。所以，爭寵是沒有意義的，相互誅殺也毫無意義。雍正這樣的制度設計，似乎可以規避權力爭奪導致的種種可能及嚴重后果，起碼在其在世時，他的兒子們不會自相殘殺。

看上去很美。

但是，果真如此嗎？

其時，雍正的長子、二子已死，三子弘時20歲，四子弘歷13歲，五子弘晝比弘歷小三個月。要說年齡，這幾個兒子都談不上很小。雍正“八一七談話”之后，第一個很受傷的人毫無疑問是弘時。他已經20歲了，大哥、二哥已死，在這樣的情況下弘時對自己的人生是充滿期待的，可父親一句“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令他頓覺前途渺茫。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這一天，雍正派兒子弘歷前往景陵代其拜祭;第二年同樣的日子，又是弘歷前往景陵代其拜祭。弘時突然間明白父親心中的那個秘密了，由此，他作出了一個影響其命運的重大選擇：投靠八叔允禩，跟父親對著干。

這樣的選擇對雍正來說極具震撼力。因為他沒想到，秘密建儲導致的第一個后果竟是兒子在親情和政治上的雙重背叛。雍正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背叛。他立馬將弘時逐出紫禁城，并勒令他去做允禩的兒子，父子之情宣告恩斷義絕。兩年后，年僅24歲的弘時郁郁而終，成為雍正秘密建儲制的第一個犧牲品。

但是，秘密建儲制的危機并不僅于此。在雍正長大成人的四個兒子(弘時、弘歷、弘晝、弘瞻)中，雖然雍正在世時，公開起來逆勢而為的只有弘時一人，但是當雍正去世之后，最后的謎底揭開，弘歷成為乾隆帝時，弘晝、弘瞻也憤憤不平、蠢蠢欲動了。弘晝經常藐視乾隆的皇權，行為怪誕，令乾隆大傷腦筋，不知該如何處置為好。事實上，這不是乾隆的錯。因為雍正在時，弘晝已被封為恭親王，雍正似乎也比較寵愛他，經常派一些政事讓他去做，也許目的只是為他日后輔助新皇帝做歷練，但弘晝本人并不這么想，這個只比弘歷小三個月的人心中也有一個帝王夢。誰說恭親王不可以做皇帝，弘晝用自己怪誕的行為為他隱晦的心理作注腳，只將一場歷史的困局演繹得九曲回腸、沉重莫名。

弘瞻采取的則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個雍正的第六子其實是個知識分子，善詩詞，雅好讀書。但是知識分子心里要有念想的話，那是可以放一生一世的。弘歷繼位后，弘瞻不承認新政權最高領導人執政的合法性。乾隆盛怒之下，將他降為貝勒爵位，并罷免其一切差使。弘瞻的余生也因此變得了無生趣，和弘時一樣，他也是郁郁而終的，在乾隆開創的新盛世里。

這是幾個皇子的悲劇，當然這樣的悲劇是雍正不愿意看到的。其實，在雍正的制度設計中，還是有先進的成分在的。起碼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沒有類似的立嗣安排，而且秘密建儲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兄弟殘殺、父子反目現象的發生，在立嗣皇帝在世之日，這樣的制度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在此之后的清王朝，總計約130多年時間里，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采取的都是秘密建儲制。

不過，從歷史的時間長度上說，秘密建儲的制度突破還是很有限的。因為殘殺或者說猜忌依舊存在，只是在時間點上后延了—新皇帝總是要迎接眾多猜忌的目光的，這是新生禮。而新生，總是要伴隨著流血甚至是死亡，這似乎是世事新陳代謝的規律。雍正悲劇和康熙悲劇說到底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雍正也像康熙一樣，有20個兒子展開龍虎斗的話。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雍正悲劇甚至要大于康熙悲劇。在他執政13年的時間里，雍正不僅要對付兄弟們的冷槍暗箭，也要為他的兒子們避免類似結局提供制度安排和制度實踐。同時，他也是個勤政的皇帝，著名歷史學家徐中約在《中國的奮斗：1600—2000》中稱雍正“也許是清帝國里最勤奮的人”，但是這樣的勤奮并沒有換來盛世的回報。在約定俗成的康乾盛世里，雍正王朝只是個過門和加油站，而雍正最多是個歷史清道夫和制度設計者。

這是雍正的宿命，也是雍正王朝的宿命。

誅心之治

要說雍正朝，年羹堯是繞不過去的符號。

那么，在雍正與年羹堯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糾纏與過節，使得前者對后者從寵極一時到殺心頓起，從而演繹了恩怨兩重天呢？

康熙末年時，年羹堯已經是四川巡撫，因為西陲兵起，這個一心希望建功立業的人被升為川陜總督。在年羹堯的命運牌局里，這是關鍵的一步。因為和他搭牌的那個人是皇十四子胤。當時西藏有事，皇十四子胤被康熙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經略軍務，而年羹堯則成了他的最佳搭檔。事實上此二人的合作是和睦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因為西北穩住了，年羹堯的命運牌局一時間風平浪靜，或者說一路向好，直到胤禛即位，雍正朝徐徐展開。

雍正上臺后采取的第一個動作是撤換了年羹堯的搭檔—胤。胤被召回京，取而代之的是延信。年羹堯當然明白這其中的緣故，但他相信自己命運的牌局依然風平浪靜，甚至一路向好。因為起碼在此時，他沒有野心。

事實似乎印證了年羹堯的猜想。他隨后被晉爵為三等公。第二年，年羹堯因為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之亂，被授撫遠大將軍、一等公，其父年遐齡也被封為一等公，加太傅銜。恩寵一時無二。這是年羹堯的花好月圓，但他并不知道，雍正的掌心掌背即將翻覆，所欠缺的只是一個理由或者說借口。

在這個世界上，理由或者說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用心去找。事實上已經有心機敏銳的官員跳出來為雍正旁征博引了：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奏年羹堯擅給鹽商銀票，增銀十萬等罪;漢軍都統范時捷又彈劾年羹堯欺罔貪婪罪五款……雍正不動聲色地下旨：“著年羹堯明白回奏，尋下吏部議處。”年羹堯的回奏當然是為自己辯護，只是于事無補。因為在此時，雍正殺心已起。吏部的官員竟然都沒好眼色，討論了半天，僅給出“罷任留爵”的處罰建議。

雍正當然不肯這么輕描淡寫，他以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即使正法也不足蔽其辜為由，嚴旨斥之。雍正誅心之術的微妙就在于，他是分層次的，先從外圍入手，循序漸進。尚書隆科多因為在年羹堯的問題上有意徇庇，被削太保銜;年羹堯的兒子年富、年興被開除公職，交其祖父年遐齡嚴加管束;年羹堯本人先革將軍職，授閑散章京，在杭州效力。年羹堯至此終于明白，刀已經高高舉起，落下來是必然的，現在的懸念是落下來的力度有多大。

當然雍正最后的處理稍微委婉了一下：“年羹堯著交步軍統領阿齊圖，令其自裁;年富立斬，其余十五歲以上之子，發往邊遠充軍;族人俱革職，永不許出仕。”這應該是收人心之舉。因為年羹堯及其家族最后的命運結局大同小異，都是萬劫不復，不再有新的輪回。雍正將誅心之治與收心之舉和諧統一，玩得那叫一個游刃有余，令世人嘆為觀止。

如果再細加考究，年羹堯的盛極而衰，也許不能全部歸之于雍正的誅心之治。客觀地說，在人性弱點的暴露上，年羹堯也有很多可非議之處。他在西域行營時，引用私人，不經奏請，可以自行任命當地官員，謂之“年選”。“年選”與吳三桂的“西選”、隆科多的“佟選”并稱為“三選”，成為雍正朝一時奇觀。而當年羹堯勝利還朝時，公卿等高官皆跪接于廣寧門外迎接，年羹堯則與雍正并馬而行，對于百官伏謁，年羹堯策馬竟過，視若無物;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羹堯也只是點個頭而已，真是傲慢至極。同樣，年羹堯到了天子御前，也是“箕坐無人臣禮”，一副張揚、功高蓋主的神情……

也許應該這么說，年羹堯的傲慢粗野遭遇了雍正的猜忌算計之后，死局是必然的，不過雍正誅心之治的可怕其實在于，他是用盡心機的。這是陰謀家與悍夫的較量。只是對雍正來說，一切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因為還有隆科多，隆科多的故事是年羹堯故事的翻版。隆科多是佟國維的兒子，雍正稱他為舅舅。雍正繼位之初，隆科多也是備極寵任，襲其父一等公爵，授吏部尚書，加太保，與怡親王胤祥等同理事務。雍正四年正月，刑部已議奏隆科多挾勢婪贓，罪擬斬決。而雍正照例是“心太軟”，在暢春園外，造屋三間，永遠禁錮隆科多。一個盛極而衰的故事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