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胸懷，在兩種境遇下可以一覽無遺，一是極樂時，二是極悲處。極樂時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極悲處沉淪到厭世，那是俗輩。蘇東坡大才槃槃，然而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尤其遭遇“烏臺詩案”，深陷“文字獄”，幾次瀕臨滅頂之災，九死一生。面對這種人生極悲，東坡的心態如何呢？

生離死別 分寸不亂

蘇東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導、王安石組織的“熙寧變法”全國鋪開，他不由自主地被卷進這場風云激蕩的政治風波。當時，東坡并非京官顯宦，多在基層任職，耳聞目睹新法的執行情況，尤其是“青苗法”，本來目的是鼓勵農業生產、抑制土地兼并，但在執行中卻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助民”到“擾民”，使許多農民家破人亡，嚴重損害了百姓利益，東坡因此上書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但是，宋神宗求勝心切，聽不得半點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責，加上東坡是文壇巨擘，他的話往往成為左右輿情的風向標。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認真研究東坡的文字，終于從奏折《湖州謝上表》和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聞到了他們需要的氣味，紛紛彈劾東坡，說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

元豐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傳喚時任知州的東坡。欽差來了，事由說了，立刻上路，刻不容緩。東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頓時慌成一團，妻子王氏更是淚眼婆娑，一副大廈將傾的樣子。東坡見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邊，對她說：“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一句話就把王氏逗笑了。原來，東坡曾給王氏講過一個典故：宋真宗東封泰山的時候，順便尋訪天下隱士，得杞縣(今河南杞縣)人楊樸。閑聊時，宋真宗問楊樸會作詩否，楊樸故意說不會。又問臨行有人送詩否。楊樸說，妻子送了一首詩：“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宋真宗聽后大笑，知道楊樸不愿入仕做官，強扭的瓜不甜，遂把楊樸放回家了。東坡用這個典故開導妻子，終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為笑，放心讓他上路了。面對生離死別，東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亂，還能夠用笑談化解妻子的擔憂和焦慮，其從容曠達，可見一斑。

胸中無事 安之若素

作為因變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們，當然容不得異己之聲，他們欲置蘇東坡于死地的態度非常堅決。一介文人蘇東坡在御史們的拷問下，受盡凌辱，斯文掃地。據說，東坡下獄時，獄官當面就問祖宗五代有無“誓書鐵券”(皇帝賜給功臣、重臣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允其世代享有優厚待遇，犯法時可免死罪，具有特別的法律效用)。按當時的規定，只有死囚才會詢問五代之內有無“誓書鐵券”，其他只問三代，可見東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為宋朝當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們不斷向他提供“反詩”新證據、不斷給他誅殺東坡增加理由的時候，他卻有點六神無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殺士，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開殺戒，當暴君。但東坡反對變法太過火、太顯眼，影響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負面效應，也是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因此，對于宋神宗來說，東坡成了燙手山芋，放也不是，殺也不是，讓他舉棋不定。

東坡到底是出于國家大局還是一己之私來表達對新法的態度，成了宋神宗判斷此案輕重的關鍵。他做了一個決定，安排宦官去獄中“臥底”。某日天剛黑，東坡像往常一樣，在獄室倒頭便睡，躺下不久，有兩個人推門進來，什么也不說，也倒頭睡下。東坡并未在意，鼾聲漸起。凌晨四更的時候，他們又悄悄離開了監獄，東坡鼾聲如故。后來，東坡才知道，這二人是宋神宗派來觀察東坡的，看他心里有沒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輾轉反側，心中無鬼，當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興地對左右大臣說：“朕知蘇軾胸中固無事也！”命懸一發，還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東坡真是人中之杰，這也是他能從黃泉路上撿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

記好忘仇 雍容大度

東坡胸中無事，無愁，亦無仇。宋神宗以后，朝廷關于變法的爭議從來未曾間斷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法漸漸演變成了黨爭。變法成了士大夫升遷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變法，則變法派得勢，皇帝反對變法，則反對派得勢，許多人通過支持或反對變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馬光上臺，司馬光去世，章惇上臺，如此循環反復，推動著北宋這艘大船漸漸駛向破敗與沒落。東坡雖然反對一些變法主張，但對變法中利國利民的政策還是非常支持的。他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當王安石下臺后，他和王安石卻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與司馬光政治主張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他又上書指出個別新法不可廢。他以事實作為判斷變法對錯、長短、優劣的標準，而不是像別人一樣，在變法中通過站隊來謀求政治前途。所以，他既不見容于變法一派，又不見諒于反對一派，變法派當政，他受排擠，反對派當政，他同樣受打擊，故一輩子顛沛流離，屢遭貶謫。不過，無論境遇怎樣，他始終豁達，樂觀，不記仇，對于曾經欲置他于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勢時，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勢時，也不落井下石，且總記著人家的好。

東坡和章惇年齡相仿，年輕時曾是好友，終因改革的推進而失歡。紹圣元年(1094)，宋哲宗起用章惇為宰相，鑒于自己曾經遭到反對派的攻擊、貶謫，章惇在復行新法的同時，還大肆對反對派進行報復。他不僅把已故宰相司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賜司馬光的碑文磨平了，還動員十幾歲的少皇帝下詔對司馬光掘墓鞭尸，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殘忍，實屬罕見。因為東坡曾經明確反對過變法，同樣被章惇劃歸反對序列，毫不手軟。于是，東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市)，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東坡習慣了貶謫的日子，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他都優游自樂，精神高蹈，還佳作不斷，詩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詩：“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惇見東坡貶謫的日子也這般滋潤，觸動了敏感的神經，馬上又將61歲的東坡再貶至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縣)，任瓊州別駕。

世事難料，元符元年(1098)，宋哲宗早逝，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繼位，變法派又一次失勢，章惇被貶嶺南雷州(今廣東雷州市)，也跌落至人生低谷。章惇的兒子章援在東坡任禮部主考官時中進士，算是東坡門生。章援去雷州半島探望貶居的父親時，想繞道拜見東坡，又擔心老師記父親的仇，忐忑之際，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東坡，表達歉意，希望老師能夠原諒自己的父親。東坡回信說：“某與丞相(章惇)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至淡如水的話，沒有怨憤，沒有仇恨。東坡認為與章惇“四十年交情固無增損”，他甚至還記得當年章惇對自己諍友般的規勸。不忘人家的好，這就是東坡的做人原則。

宋代孫宗鑒的《東皋雜錄》記載過一樁趣事。元祐初年(1086)，“垂簾聽政”的高太后，起用東坡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東坡顯赫一時。碰巧，有一個曾經在“烏臺詩案”中對他進行過殘酷折磨的獄官也在朝，每次見到東坡都支支吾吾，滿臉慚色。東坡對此等人，一貫不放心上，但對方每次都閃爍其詞，頗有悔過之意，東坡便給他講了一個笑話：有條蛇咬死了人，被閻王追捕，按律當死，蛇申訴說：“我雖然有罪，但我有‘黃’，能治病，可以贖罪。”閻王赦免了蛇。不久，小鬼牽一頭牛至，說它頂死了人，當死。牛辯解說：“我有‘黃’，能活數人。”閻王又赦免了牛。后來，獄吏引一人至，說他殺了人，當償命。此人學起了蛇和牛，申訴說自己也有“黃”，要求活命。閻王聽后大怒說：“蛇黃、牛黃入藥，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黃’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說：“我無別‘黃’，但有些慚‘惶’而已。”獄官聽后，臉紅地笑了起來。東坡不計前嫌，一段笑談，原諒了自己的仇人。

東坡仕途坎坷，倍受打擊，但總能雍容大度，一笑泯恩仇。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蘇東坡過得快樂，無所畏懼，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