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他在帝制自為的同時，即與日本簽訂了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他因此已不僅是一個竊國大盜，更是一個最大的賣國賊。那么，他又何以王婆賣瓜，說什么“為日本去一大敵”呢？

袁世凱遺囑：我死了，為日本去一大敵

袁世凱

袁世凱稱帝不成，又想回頭做他的大總統(tǒng)。結果不僅西南護國軍方面和獨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馮國璋等人也堅決反對。時袁世凱已憂懼成病，又被一碗“二陳湯”灌下肚去，終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時間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啟用了當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這兩個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執(zhí)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氣嗚咽道：“我被群小所誤，以至于有今日。幸虧國事有依法承繼之人，可以不必擔心了。宋卿（黎元洪）雖沒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夾輔成王那樣，收拾時局，應非難事。”他預藏于金匱之內的繼承人名單，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遺書一聯(lián)，置于案上，最令后人爭議不已：

“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看來，他確實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稱帝的錯誤，所以要“看中國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這一句“看中國再造共和”里體現(xiàn)無遺，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可是，眾所周知，他在帝制自為的同時，即與日本簽訂了亡國滅種的《二十一條》。他因此已不僅是一個竊國大盜，更是一個最大的賣國賊。那么，他又何以王婆賣瓜，說什么“為日本去一大敵”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爆發(fā)，日本對德宣戰(zhàn)，遂出兵侵占德國的殖民地青島，并占據(jù)膠濟線。德國此時有意將膠州歸還中國，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堅決不允，且顯然有霸占山東全省的意思。此時，袁世凱政府強烈抗議，日本均置若罔聞。袁世凱又訴諸英、美兩國，乞求主持正義，英、美乃合力勸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殺周旋于英、美之間的中國外交家顧維鈞。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處，則是拋出一個旨在將中國變成又一個朝鮮的《二十一條》。

日本作為一個孤懸大洋之中的島國，接受的卻又是大一統(tǒng)的中華大陸文明，其對大陸的漁獵之心，雖逾千年未嘗稍變。中日之間的恩怨是非，只須舉出一個簡單的事例便足以辯明，不須多費唇舌：中日做了幾千年的鄰居，在冷兵器時代，中國一直強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從未進攻過日本，也從未想過要進攻日本；日本則截然相反，從唐朝到明朝，不斷地派軍隊和海島進攻大陸，到了明治維新后的第二年，它的偵察船只便已出現(xiàn)在上海海面。它的處心積慮實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國的具體行為方面，日本又極盡狡詐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釋。《二十一條》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搶在歐戰(zhàn)結束之間，完成獨霸中國的局面，因此無論軍事還是外交，一定要講究一個“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進攻山東，儼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脅各國不得干預。其蠻橫無理，已是無以復加，不料更拋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接受這些條款不說，還威脅中國不得走漏消息給別國，顯然它也自知理虧。

《二十一條》分列五號，每號包括若干條，合計二十一條。主要內容是：

第一號四條，要求享有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中國不得將山東省的土地和沿海島嶼出讓或租與他國，日本得在省內建筑鐵路，開辟主要城市為商埠。

第二號七條，將旅順、大連租界期限和南滿、安奉兩鐵路交還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為期，日本人在南滿和東蒙享有土地租界權或所有權、居住權，以及開礦等各種權利。

第三號二條，要求將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其附近之礦山，不準公司以外之人開采。

第四號一條，要求中國不得將沿海港口、海灣及島嶼，出讓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七條，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所設之醫(yī)院、寺院和學校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警政和軍械廠，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潮州間建筑鐵路，福建省內鐵路、礦山建筑、開采，日本有優(yōu)先權，有在中國傳教權。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是看準了時機的。首先，西方列強忙于歐戰(zhàn)，無暇東顧。其次，袁世凱已有稱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條”作為支持他稱帝的條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條》的同時，日本還對袁世凱恩威并御，一方面許諾歸還青島，幫助鎮(zhèn)壓革命黨和宗社黨，另一方面又派兵強占山東，并大力幫助革命黨、宗社黨人遣返國內，將中國搞得一團混亂，以逼袁世凱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將這一密約面呈袁世凱，并再三告誡要絕對保密。但袁世凱十分明白，中國的自救之道，便是將這“二十

此外，袁世凱對條約本身進行了據(jù)理力爭，他聲色俱厲地告訴日使：“可讓步者自然可以談判，但不可讓步者，諸如第五號諸條，根本就沒有談判的可能性。”然隨著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凱的策略轉為消極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賀長雄赴日本游說政壇人物。以陸徵祥為首的中國外交團仰承袁世凱的指示，拖延不決至于四個月之久，這時國內外反日呼聲日漸高漲，日本遂被迫主動放棄第五號中的七條。然而，日本旋即發(fā)出“最后通諜”，聲稱日本海軍已整裝待發(fā)，若不簽約，后果自負。袁世凱遂于5月25日，與日本人簽訂了這個城下之盟《中日新約》。雖然他的條款已不足二十一個，但后人仍習慣性地稱之為“二十一條”。

饒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視之為重大外交勝利。不僅日本舉國狂歡，便是在北京的日僑也飲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令人側目。而袁世凱則在國務會議上作聲淚俱下。他說：

“…… 我國雖弱，茍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盡日本最后通諜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yōu)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并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人一律。以上各節(jié)，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權、內政及列國成約雖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滿、安奉之展期，南滿方面之利權損失已巨。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諜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恒亡，經此大難以后，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fā)有為之事業(yè)。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予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指英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后，中國之危險更甚于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托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他還專門向全國百官職司發(fā)出一道密諭，要求大家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fā)天良，屏除私見，各盡職守，云云。此外，他還令丁佛言撰寫了《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五萬冊，秘密寄存于山東模范監(jiān)獄內，期冀日后形勢逆轉后，可以公開發(fā)行。

俗云“知恥而后勇”，然而袁世凱雖知其恥，卻沒有一心一意求發(fā)展，而是一門心思要當皇帝。兩事相加，失盡民心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縱覽袁世凱的一生，確曾是日本的一個大敵，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敵。當年駐戍朝鮮時，他兩次把日本人趕出了朝鮮，被日本人視為大敵。當時的日本，國力和軍力還遠不夠強大。然而，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得到了相當于其戰(zhàn)爭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財政總收入三倍的回報，一夜暴富。他便用這些得自中國的不義之財發(fā)展軍備，再回過頭來侵略中國。日本趁歐戰(zhàn)而侵華，這對袁世凱來說，實為不幸！袁世凱自然明白中國決不是日本的對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條》是賣國條約，但也不得不簽。而其簽約后，信誓旦旦要報仇雪恥的態(tài)度，也顯然是無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為，將報仇大事暫拋腦后，直到人之將死才天良發(fā)現(xiàn)、“其言也善”起來，實足唏噓！

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日本便如一片陰霾一樣籠罩在中國大地上，對許多具體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拿袁世凱為例，至死都把日本當做一個大敵，耿耿于懷，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凱之后的六屆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歸隱、馮國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點關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內，30年代多次拒絕日本人的拉攏，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絕外出就醫(yī)，遂致不治。曹錕也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拉攏，1938年郁郁寡歡地死在天津租界內，他的愛將吳佩孚則于翌年被日本牙醫(yī)害死。至于張作霖，則因拒絕繼續(xù)與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這些人均在最后關頭秉持民族大義，拒絕與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視為敵人，因此，他們的死，都可以說是“為日本去一大敵”。

一條”公之于眾，讓世界干預此事。于是，顧維鈞化裝進入英、美使館，翌日，“二十一條”即成為西方媒體的頭條新聞。日本的陰謀被揭發(fā)，從而陷入相當被動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