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內基曾說：“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因此，他幾乎將所有個人財富都捐獻給了社會公益事業。近年來，有不少美國億萬富豪選擇將家產“裸捐”。

在感嘆美國“裸捐”文化之時，我們不由得反思中國富豪的“募捐文化”。晚清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無疑是“中國式捐款” 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政商文化與晚清復雜時局之間，他如何憑借“捐款”走上首富之路？

胡雪巖“戒欺”

本地商人不信任 政府只得想國外舉債

左宗棠奉朝廷之命，舉兵西征，但費用緊缺，一度令他大傷腦筋。他的軍費，除了財政撥付外，面臨著很大的缺口。好在當時，對外貿易發展，這讓左宗棠有了一條籌謀軍費的新途徑：第一個途徑是將海關稅收作為抵押物進行貸款，這對于左宗棠的西征幫助當然很大，但深遠影響了之后的中國官方舉債。第二，對外貿易的深入，使得金融業發展神速，一批有經驗，有財力的外商及金融機構進入中國，使得軍隊通過貸款尋求資金成為可能。

問題是，為何左宗棠舍近求遠，要去募集更為麻煩的外債呢？事實上，向國內民間的籌款也一直在進行，比如借款和納捐，但這不足以彌補左氏的軍費缺口。1878年，左宗棠第五次西征借款，胡雪巖介入，嘗試仿照外債的形式，試圖以5000兩為一股，在華商中募集350萬兩。但最終的結果，卻只募到定額的一半，剩下的一半還是只能依賴匯豐銀行解決。

胡雪巖書法

本土商人消極的原因，可以從英駐上海領事馬士在1881年的報告窺見：“看來也許是奇怪的，一個顯然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竟然被迫向外國人借100萬鎊之類的小額貸款，而且若非以高到幾乎任何其他大國都不肯出的利率，甚至連這個微不足道的款額也借不到。但人們必須記住，中國人對統治階級很不信任。因此雖然錢莊主、商人和紳士并不缺少財富，但他們寧愿讓錢閑置不用，或投資于土地、房屋，只獲得外國貸款利息一半多一點的利潤，也不愿把錢借給政府，因為每當政府涉及的只是本國國民時，任何時候它都可以泰然地拒付其債務。”

總之，官方盡管努力向本土商人借款，1866—1883年總計借款達1165萬兩，但因為政府信用下降，仍然無法完全彌補軍費短缺，所以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

游走于政府和外商的融資人才胡雪巖

在這樣的局面下，與外商合作向來愉快的胡雪巖，就成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資人才。胡雪巖的確有他的本事。與當時中國政府的低信用不同，胡雪巖這種在市場上自由騰挪的企業家，反而能夠贏得外國商人的信任。官員們似乎都看好胡雪巖。

當然，胡雪巖乃一介生意人，在借款高昂的利息中，胡雪巖作為中介，實際上肯定能夠分得一杯羹。比如1877年的借款，原本與外商商定的利息為10%，胡雪巖卻高報至15%，以至于引發了總理衙門的調查，并最終得到追究。以現在的目光來看，以商人身份賺取中介費或利差本也算正常，但身處內憂外患的晚清，在軍費事務上如此行事，難免引來“奸商貿利，病民蠹國” 的罵名。

某種意義上，胡雪巖就是在籌款與軍火之間游走，一時間，他甚至是一名影響大時局的企業家，他是真正能夠直接幫助左宗棠的大人物。由此，左宗棠在朝中極力抬高胡雪巖，認為“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 既然左宗棠如此肯定，那么胡雪巖從左那里得到的回報，就是驚人的。

胡雪巖故居

巨額回報

首先是權力回報。無論是官款的控制，還是海關銀號，胡雪巖都是享受特權的生意人。晚清關稅的稅銀是由海關銀號進行具體的管理和上繳。胡雪巖至少直接或間接參與管理著寧波、溫州、廈門、漢口的海關銀號。

其次是政治地位回報。比如眾人羨慕不已的黃馬褂一品官職，就是左宗棠幫助爭取而來。光緒四年，應左宗棠的上奏，朝廷破格嘉獎胡雪巖布政使銜，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這是中國企業家在向來重農抑商的帝國時代，能夠獲得的最高榮譽。

第三當然是經濟回報，讓胡雪巖成為那個時代最富有的中國人之一。與左宗棠合作之時，胡雪巖在借債中賺取利益，并開設阜康銀號，遍及沿海沿江貿易圈，他廣泛涉足典當業、生絲貿易、醫藥業等，事業達到了頂峰。

胡雪巖故居俯視圖

巨額花銷

胡雪巖的巨額花銷可能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是他奢侈的生活。其次，確實有慈善的史實。這可能是很多善于官商結合的中國企業家都會采取的策略，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企業家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市場精神，善于整合政府關系，達則兼濟天下，比如從同治年間開始，胡雪巖就介入公共設施的建設中，胡雪巖投身于當時社會的慈善事業，顯然有著不錯的政治效應。

除了慈善與公益，胡雪巖的直接的捐納，尤其是捐助左宗棠部隊，也是嘆為觀止。左宗棠在上奏時稱，“胡光墉呈報捐賑各款，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而捐助陜、甘賑款，為數尤多，又歷年指解陜、甘各軍營應驗膏丹丸散及道地藥材，凡西北備覓不出者，無不應時而至，總計亦成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