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太信子不肯南遷，周作人為什么不堅持要南遷呢？因為性格軟弱的周作人是個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牽就羽太信子。

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位巨匠，和其胞兄魯迅一起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其在文學上的成就可以說是不亞于魯迅。但是，周氏二兄弟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魯迅在逝世后，尤其是解放后，其地位簡直被神化了，而周作人卻由于在抗日戰爭時期附敵當了漢奸而遭世人唾棄，晚年生活也是在“窮、病、鬧”中悲慘度過的。可以說，周作人的人生，是悲劇的人生。產生這一悲劇的根源，當然跟周作人自己軟弱怯懦和茍且偷生的性格有主要的關系。但是，周作人的妻子——日本女人羽太信子，對周作人的人生悲劇也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想而知，沒有羽太信子，更沒有周作人晚年的“窮、病、鬧”。

歷史在必然的同時有很多偶然。假如周作人沒有當漢奸，那么他一定也會跟他的大哥魯迅一樣功德圓滿，一定會備受世人崇敬。但是這畢竟是假設。真實的歷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當漢奸，抗戰勝利后受到審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關押在監獄，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過，1955年還被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周作人當漢奸無疑是他悲劇人生的開始。關于周作人為什么要當漢奸的原因，學術界看法頗多。有人說是周作人自己骨頭軟沒有民族氣節。有人說是他和魯迅失和后，故意為了塑造自己和魯迅相對立的形象，這樣一來，習久成真，魯迅革命，他偏反革命，終于使自己滑入當漢奸的下場。有人說是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人說是一念之差，偶爾失足的。還有人說是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國共產黨人讓他留在北平，深入敵人心臟搞地下工作的。還有人說，周作人本來也是準備南下的，但是舍不得多年苦心積累的藏品，所以留在了北京。總之，說正說反的都有。但一般都忽略了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對他當漢奸一事的影響。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也宣布南遷。但是南下的隊伍中始終沒有看見周作人。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有識之士，都紛紛寫信給他，或者在報紙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據說，原本他也與諸同事好友計議著南遷。如果真是那樣，也許逃難的顛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與羞恥——他可以就此躲過了任偽職當漢奸的機會，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輩子教授。但是，為何周作人最終還是沒有南下呢，最終以至于淪落為漢奸呢？我分析有以下幾個原因：

1、周作人的性格喜歡安寧平和，不想顛簸流離地逃難。受到日本人脅迫時(1939年元旦有特務刺殺周作人，但子彈正好打在腹部的銅鈕扣上才沒有喪命)缺少骨氣，茍且偷生做了漢奸。

2、周作人對抗戰勝利缺乏信心。他對當時形勢有錯誤的估計，他曾經對別人談過：我是學海軍的，我很知道海軍的作用，而中日之間海軍的數量是很懸殊。我們這樣一個海軍，去對付日本那樣一個海軍，是對付不了的。所以他認為中國是必敗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學日本的經歷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對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直把日本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4、羽太信子的拖累。

前三個原因，論述的人很多，這里我只論述第四點。我列舉以下幾個論據來說明：

1、羽太信子是貪圖享樂的人，一直過慣了奢華的生活，自然不肯顛沛流離地加入到難民的隊伍中。況且，占領北京的是來自她祖國的軍隊。

據周建人講：“她(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在北京兄弟失和前)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小孩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飯菜退回廚房，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這種花樣，層出不窮。”

據周海嬰講：八道灣的房屋高敞，是被稱為三進的大四合院。父親(魯迅)讓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們可以有個活動的天地;又考慮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習慣，特意將后院的幾間房子改裝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間二排朝北的“前罩房”。這屋子背陽光，比較陰冷。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親為全家著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養全家。他們兄弟還約定，從此經濟合并，永不分離，母親年輕守寡辛苦了一輩子，該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識字，能力不足以理家，這副擔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親自己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夫。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由于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滿意，常常托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因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東西都比中國貨要好。總之，錢的來源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對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許的。他要的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里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當然他對信子本來也不敢說個“不”字……但這一切仍不能讓羽太信子稱心滿意。她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這樣，在建人叔叔被趕走10個月后，她向父親下手了……就這樣，父親也被周作人夫婦逐出了八道灣。祖母受不了這冷酷的環境，也從此住到了長子的新家。八道灣這所大宅終于稱心如愿，為周作人夫婦所獨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統天下。

因此，獨自住著八道灣高敞的三進的大房子，過著養尊處優生活的羽太信子，怎么肯放棄這樣優越的生活去逃難？況且，占領北京的是來自她祖國日本的軍隊，她就更沒有必要逃難了。據香港鳳凰衛視6集專題片《周氏三兄弟》(阿憶撰稿)講：“一有風吹草動，太太(羽太信子)會在八道灣周宅門口掛起太陽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僑民。”

2、性格軟弱的周作人一味牽就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不肯南遷，周作人是奈何不了她的。

羽太信子不肯南遷，周作人為什么不堅持要南遷呢？因為性格軟弱的周作人是個十分怕老婆的人，事事十分牽就羽太信子。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批評周作人“不能明辨是非，又無力擺脫控制和掌握。”

俞芳在《談周作人》一文中說，太夫人(周作人的母親)認為：“老二待信子很好，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對她有點過分牽就了。這種情況，在紹興時就存在，但不太明顯，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紹興，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讓她幾分，也是應該的。況且她有病。誰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當家人，得寸進尺，似乎什么事都聽她的，否則，就生氣，發病，吵吵鬧鬧，弄得全家不得安寧。這樣的次數多了，弄得老二有點怕她似的，這是老二性格軟弱的緣故。”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引用周作人的母親和鄰居俞芳的談話說：“祖母在與俞芳她們聊天時，談得最多的是二兒子周作人。老人家說，信子是日本人，老二讓著點可以，但過分遷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當家主婦，得寸進尺，似乎什么事都得聽她的，否則就生氣、發病，吵吵鬧鬧全家不得安寧。吵鬧起來還要發作暈倒，起初大家不懂這是什么病癥，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旁，他說這不要緊的，在日本東京也時有發作，等一會兒就好。可是這樣的次數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從此就處處順著她，種下了信子飛揚跋扈的根源。后來，信子將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灣同住，生活日本化，買東西只去日本鋪子。‘九?一八’事變以后，局勢稍有波動，信子就把八道灣門上的‘周宅’門牌摘下，換上‘羽太寓’的門牌，甚至干脆掛上日本的國旗，表示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卻安然自得。”

魯迅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周作人為了牽就羽太信子，曾經犧牲和兄長魯迅的手足之情，由此可以聯系到周作人也可以為了牽就羽太信子而犧牲自己的民族氣節。

錢理群先生在《周作人傳》里有一段敘述也可作為周作人是因為被為家庭所拖累而不能南遷的證明。“1938年8月，一封熱情的詩信由倫敦寄往北京苦雨齋(此時已改名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適。詩中寫道：‘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這是真正的朋友的勸說，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幾乎是在‘走向深淵’前的最后時刻寄來的，周作人應該懂得它的份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詩一首：‘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臧暉居士的問訊。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周作人在回信中的意思是，自己因為藥顧及家小，所以不能南下，只能躲入書齋作亂世之隱居了。

3、為了滿足羽太信子永無止境的物質欲望，迫使周作人為了經濟目的放棄民族尊嚴而淪落為遭人唾罵的漢奸。

先看周作人在1938年附敵前的一段時間里的日記中的一些記載：

10月6日：“金城銀行通知，昆明9月14日匯300元。還煤店欠帳”。

10月7日：“至金城取款，往孔德還前借之150(元)，……還米店欠帳”。

11月22日：“至金城取款，……下午付工資一個月20元，……又還靜子35元，尚欠20也”。

不僅在煤店、米店欠帳，連女兒處也負了債，這都說明生活的困窘。日記中同時又有全家設宴之類的記載，顯然經濟緊張的一個原因是不善安排。顯然，單靠周作人閉門譯作的收入，并不足以應付這一家人的耗費。魯迅早就說過，“隱”，也得先有“啖飯之道”，“假如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更何況，“隱”本身也是一種“啖飯之道”呢？(魯迅：《且介亭雜文?隱士》)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一代文壇大師周作人就這樣為了“家小”和“啖飯之道”，以至于淪落為漢奸文人。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