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是單憑軍事斗爭建立起來的王朝，很多問題都是首次遭遇。漢代對功臣采取分封的手段進行肯定，當初跟隨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功臣有一百四十三人被封為侯，史書記載清楚，在舉行封爵之禮的時候，還有相應的誓言，即“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跟隨劉邦平定天下的功臣們，除了張良一心要退隱之外，幾乎都成為新朝廷的重臣，成為輔佐皇帝的核心力量。清代歷史學家趙翼，對此特別概括為漢初政治的“布衣將相之局”。從這個意義上說，功臣集團當然不是單純的歷史概念，他們在現實政治中也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皇權對于功臣的依賴，不僅是從前的功勛，更重要的是現實政治的維護與支持。相對而言，新王朝要治理當今天下，雖然競爭對手被消滅了，但是治理任務同樣繁重。漢高祖的《大風歌》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句，這絕對是新王朝的急迫任務，而舉目四顧，皇帝能夠信任的只有功臣。

但是，戰爭是一個特殊時期，相比于和平時期而言，戰爭時期是短暫的，政策是臨時的，即使強化內部團結，注重內部分享，也是戰時的權宜之計。如果把戰時政策全部在和平建設時期沿用，就會嚴重阻礙國家的轉型。然而，功臣集團過分看重自己的權力，往往不能適應國家轉型，他們甚至阻撓皇帝的國家轉型傾向。

漢文帝的故事很能說明功臣政治對于皇帝的限制。功臣們穩定了劉氏天下，擋住了呂后家族權力發展的去路，漢朝重歸劉家。而文帝當選，是功臣們的主意，追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文帝庶出，長期生活在長安以外的代地，即使當了皇帝也容易控制。而文帝也只能適應這樣的朝廷環境，長期忍隱不發。如果文帝與大臣發生分歧，通常都是文帝妥協。

西漢的這種政治狀況持續的時間很長，比如《后漢書》的作者范曄著《二十八將傳論》，認為云臺二十八將不被光武重用(“光武不以功臣任職”)是因為汲取了西漢的教訓。漢高祖以后，“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有抱關之怨”。范曄還討論了其造成的另外一個問題，即功臣集團成為阻擋其他人發展的障礙。縉紳，通常指學人士大夫，他們學而優則仕，本來就準備為國家盡其才力，但是因為功臣集團的阻撓，他們的人生道路走不通了。賢能之士，沒有機會為國家效力，只能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朝廷上的達官貴人都有通世之好，擔任小吏的人才當然要發聲抱怨。

范曄所論，也是天下共知的問題。在這方面，賈誼可謂典型。在《史記》中，賈誼與屈原同傳，而同傳就是因為他們有共同之處，那就是懷才不遇。空有一番報國之志，有想法有能力，但卻不被理解，只能郁郁寡歡，被后人千百年同情。賈誼寫過《吊屈原賦》，以極其哀痛之心替屈原抱不平，而所有人都知道，他這里存在著自己的幽情。其實，賈誼還是有所不同的，那就是漢文帝十分欣賞賈誼的才干，而更可悲的是漢文帝也不能為賈誼做主，因為朝中執政的功臣看不上賈誼，皇帝雖然欣賞，也只能停留在欣賞的層面上。讀賈誼傳，我們知道漢文帝一直惦念賈誼，有的時候甚至希望賈誼在外地做官消磨意志、熬光才氣。可是，見面一看，賈誼依然才氣十足。如果賈誼的才華消失了，文帝的自責之心會淡一些，可真實的賈誼讓文帝更加痛苦。因為，如今的皇帝依然不能有所作為。文帝與賈誼見面，迫不得已，只能“不問蒼生問鬼神”。

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結束功臣政治的轉折期，正是漢武帝時期，廣泛采取了從社會上選拔人才參與政治的政策和制度。察舉制是董仲舒提出、漢武帝采納的選拔官員制度，它規定：20萬人口以上的郡國，每年給一個察舉名額，40萬以上的給兩個名額。為什么漢武帝時期采取新的察舉制度？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功臣政治衰落，需要一個更有活力的選官制度取而代之。

無獨有偶，唐高宗打掉了長孫無忌的“關隴集團”之后，也在選官制度上加強了科舉考試的力度。漢朝的選官制度舉孝廉是漢武帝時代大力推廣的，唐朝的科舉制度在高宗、武則天時代有了更大的發展。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展現，一個王朝的盛世景象開始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