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shè)。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后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朱熹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理學思想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jīng)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

在宋朝，學術(shù)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jié)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yōu)楹笫浪Q道，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而其本身則與孔子圣人并提，稱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于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后世皆以此立言，闡發(fā)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tài)。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tǒng)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后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chǔ)上的突破。

理氣論

朱熹的哲學體系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chǔ)，并吸取周敦頤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lián)系的含義。

理是先于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于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

理是事物的規(guī)律。

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cè)f理的那個理一。“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xiàn)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jù)，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cè)f理的那個理。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zhì)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zhì)料相統(tǒng)一的產(chǎn)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guān)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tài)。朱熹認為由對立統(tǒng)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xù)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xiàn)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tǒng)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wěn)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tài)，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格物致知”出于《大學》“致知在格物”一語，原無認識論意義，基本上是講對一般道德的體認。明確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解釋“格物”的第一個人是程頤。他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朱熹繼承了二程的說法，并建立了更系統(tǒng)的格物窮理說。他通過對“格物致知”的闡釋，表述了自己的認識論思想。

從認識的目的來看，朱熹講“格物致知”是為了當圣人 。認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無論如何都是凡人，只有達到“物格知至”，方可進入圣賢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體內(nèi)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事故。”(《文集》)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人倫”、“圣言”、“事故”則是天理的闡發(fā)應用。朱熹認為，如果放棄對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樣，回不到老家。他說：“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文集》)

在“知”“行”關(guān)系上，朱熹主張“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觀，是指儒家的個人道德修養(yǎng)和實踐。由于道德實踐需要封建倫理指導，因此“知為先”。又因封建倫理不能只流于空談，所以“行為重”。“知先”“行重”是實踐道德的兩個方面，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一致性。如果從認識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顛倒了主次關(guān)系。認識來源于實踐，知行之間應以“行”為第一性。“知為先”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至于所謂“行為重”，雖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強調(diào)的也只是封建知識分子的個人道德實踐。

人性二元論

在人性問題上，朱熹直接繼承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張載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兩種，認為人性的善惡是稟氣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對此說十分贊賞，認為這個思想“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發(fā)明千古圣人之意，甚為有功。”(《語類》)二程繼張載后，對“天理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作了區(qū)別。在張、程思想的基礎(chǔ)上，朱熹又全面論證了“天命之性”和“氣質(zhì)之性”的人性二元論。“理”與“氣”，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渾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體，成為先驗稟賦于人心的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體形成之時，必稟此氣，由于氣精粗、厚薄、清濁、久暫的不同，就產(chǎn)生了善惡、賢愚、貧富、壽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異。它有善有惡，名曰“氣質(zhì)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論觀點。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yǎng)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guān)于“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jié)前人教育經(jīng)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chǔ)上，基于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的階段，并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wù)、內(nèi)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wù)是培養(yǎng)“圣賢坯璞”。鑒于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nèi)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養(yǎng)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diào)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fā)興趣;以《須知》、《學規(guī)》的形式培養(yǎng)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后大學教育，其任務(wù)是在“坯璞”的基礎(chǔ)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yǎng)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nèi)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于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shù)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guān)于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nèi)容。

他的《四書集注》被明清兩代作為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于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于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復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diào)讀書必須要見之于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fā)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fā)，反對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diào)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并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

科學思想

朱熹闡述“格物致知”時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認為對天文、地理、生物、農(nóng)業(yè)、氣象等萬事萬物都應該研究。

朱熹對于古代醫(yī)學經(jīng)典《黃帝內(nèi)經(jīng)》、著名天文學家張衡的《靈憲》以及歷代天文地理知識都有涉獵，特別是對北宋自然科學家沈括名著《夢溪筆談》鉆研尤深，使得《夢溪筆談》成為其科學思想的來源之一。朱熹著有《參同契考異》，并對一些自然現(xiàn)象進行過實際的考察和研究，如從對高山螺蚌殼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變化等，如月用膠泥制作過立體地圖。朱熹學生黃斡在《朱先生行狀》中稱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朱熹67歲時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從小就關(guān)心天文問題，甚至思想得幾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這都說明，他把理學推向鼎盛時期，使儒學的哲學化達到很高的水平，是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思想作基礎(chǔ)的。

朱熹重視觀察實證：“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guī)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提出要更好地研究歷法，需要有好的觀測儀器進行觀察、檢驗。朱熹曾詳細地描述了自己設(shè)想的一種可以使人進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假天儀”。他設(shè)想設(shè)計一個球體類似天球，球體內(nèi)部標上星辰位置，人進入球體內(nèi)部，隨著球體的轉(zhuǎn)動人可以隨之觀察星辰。“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zhuǎn)，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朱熹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gòu)成的夾角，并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岳臺的關(guān)系以證明大地的運動，表明了他通過對照比較各地不同的觀測數(shù)據(jù)而進行懷疑思考的科學精神。

據(jù)樂愛國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堯典》注中，朱熹討論了當時天文學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jié)構(gòu)，并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渾天儀結(jié)構(gòu)。除此之外，朱熹對地質(zhì)學化石、否認神創(chuàng)論、宇宙起源、地心說、大地自轉(zhuǎn)、日食與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體形狀、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對氣候的影響、生物與人類起源、中醫(yī)診脈、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農(nóng)作物布局及具體的生產(chǎn)技術(shù)等問題都有見解闡述。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shù)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tǒng)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nèi)在道德的善相統(tǒng)一的觀點，認為文與質(zhì)、文與道和諧統(tǒng)一才是完美的。他對《詩經(jīng)》與《楚辭》的研究，也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重建書院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yè)，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朱熹在世之時，曾經(jīng)整頓了一些縣學、州學，又親手創(chuàng)辦了同安縣學、武夷精含、考亭書院，重建了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并且還親自制定了學規(guī)，編撰了“小學”和“大學”的教材。為封建國家培養(yǎng)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學者，形成了自己的學派。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的時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是宋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縣境內(nèi)廬山五老峰東南。此處曾經(jīng)是唐代名士李渤隱居講學之處，當年李渤喜養(yǎng)白鹿，因此得名。南唐開始在此建立學舍，號為廬山國學，宋時又在此建立書院。十月，派人訪查白鹿洞舊址，并撥款重建了書院，又遍搜江西諸郡書籍文字以充實藏書，購置日產(chǎn)以供辦學之用。書院得到朝廷的認可，教學活動由朱熹親自主持

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任內(nèi)，又在長沙重建了岳麓書院。岳麓書院舊址在長沙岳麓山，原為宋朝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創(chuàng)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他還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師，廣招生徒，來此就學者曾達到千人。朱熹在岳麓書院講學期間，對書院的建設(shè)做出的貢獻，同時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所書院直到明清時期仍然是一處著名的高等學府。

文學成就

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diào)歌頭》(一)、《南鄉(xiāng)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回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gòu)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其詞結(jié)有《晦庵詞》。

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朱熹是劉子翚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于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于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fā)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后一首寫人的修養(yǎng)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zhì)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fā)性，也并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書法成就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xù)道統(tǒng)、優(yōu)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朱熹自幼跟隨父親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劉子翚、劉勉之、胡審習字，嘗學曹孟德書，后攻鐘繇楷書及顏真卿行草，一生臨池不輟，書法造詣精湛，筆墨雄贍，超逸絕倫。自古以來，傳世墨跡，雖是斷簡殘編，都被奉如至寶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已成為中國官方哲學，不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他思想學說的盛名，把其書法藝術(shù)的光芒掩卻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傳世作品以行書簡牘為主，大字墨跡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