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問題關系到人們能否安居樂業，因而古往今來一直備受關注。在中國歷史上，名人置業的軼事頗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位是東晉的陶淵明，另一位是唐朝的杜甫。前者住到了“世外桃源”，為后人羨慕嫉妒恨;后者在成都建了一處“草堂”，成了買不起房的象征。其實，這是兩個被我們“誤讀”了千年的史實。

陶淵明為啥“不為五斗米折腰”竟還在官場混了13年？

陶淵明(公元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據《晉書·淵明傳》記載，他年輕時一度出仕，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小官，在41歲時掛印去職，隱居于廬山腳下，躬耕田園，飲酒賦詩，終老一生。

因此，陶淵明一直被后人視為超凡脫俗的代表。

從上述這段生平簡歷上看，陶淵明的人生和仕途似乎很失敗。陶淵明的家世顯赫，且相當有才，“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本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前程。他在29歲時便出仕當官了，但他沒有干幾天就“不堪官吏職”回家了。實際上，他是覺得當“公務員”勞心又勞神，還不如回家種地曬太陽。

此后，陶淵明還有幾次出仕的機會和經歷，但他終究沒有當上大官，最有實權的職位是最后的彭澤(今江西彭澤)令。在這個位置上，本應該是繼續晉升的極好臺階，可陶淵明卻沒有抓住就又離職了。

陶淵明的具體辭職時間在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蕭統主編的《陶淵明傳》中有這樣的記述：“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陶淵明在東晉官場上前后混了13年，最后落下辭職回家的結局，令人搖頭。如果他真的不想當官，也不會起起伏伏在官場混這么長時間吧。為何他的仕途難有起色？表面上是其清高，其實是混不下去了。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上班”自然也要遵守相應的規矩。穿戴整齊去見上司即所謂“應束帶見之”，難道還用人家提醒？可見陶淵明平時太隨便了，別人好心提醒，他卻很不高興。

從這事上，不難看出陶淵明性格上的缺陷。連儀表儀容都不注意，隨性而為，這種性格的人談何當個好官？

不過，大凡文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失敗了也要找個漂亮的理由，陶淵明或許正是這樣。混不下去了說自己是不想同流合污，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至今仍被許多混不下去的人掛在嘴上。

陶淵明是買不起城里的房還是真想住到世外桃源？

上面敘述一通陶淵明官場事跡，目的是為了下面的分析——陶淵明選擇去“世外桃源”的真正原因。

從史料上看，陶淵明系出名門，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開國重臣，官至相當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司馬;陶淵明的祖父則做過武昌太守，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陶淵明處于東晉“官二代”這個群體，雖然后來家道中落，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陶家仍然有房有田。

但陶淵明除了不會當官，還不會理財，辭職回家后沒有了工資(五斗米)，一大家子要吃要喝，日常開銷很大，生活上便逐漸困難起來。面對這種家境，死要面子的陶淵明，與在官場時一樣，選擇了逃避現實的辦法，帶著一家老小，離開了祖輩置下的“富人區”，到熟人看不見的廬山腳下，過起了簡單的日子，即所謂“歸隱”。其《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是這樣寫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歸隱之初，陶淵明尚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其時其心態還算輕松，詩中也寫出了一份怡然自得和浪漫。可遺憾的是，這處“世外桃源”在他歸隱后的第三年，即義熙四年(公元408年)，一把大火將其房子燒毀了。

陶淵明可憐得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一家人只能寄住在一條破船上，度過初秋。試想，在這種情況下，陶淵明還能有經濟實力到“城里”買房子？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又將家搬遷至“世外桃源”中的另一地方“南村”。

至此，陶淵明真的與世隔絕，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世外桃源，借酒抒情，寄托信念：“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看來，陶淵明最后選擇從官場辭職、“不為五斗米折腰”，便注定他只能去“沒人的地方”生活。其所謂的“清風高節”形象，不過是我們后人的拔高和想象。

杜甫蓋“草堂”為啥地皮花木分文未花？

杜甫生活于公元712年-770年，是盛唐時期詩人，其名言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句話，成了杜甫憂國憂民的標簽，帶給了他一頂現實主義風格的“詩圣”桂冠。

筆者曾去杜甫的出生地河南鞏縣、安葬的墓園和生活過的成都草堂看過。每處看罷，心里都會想：杜甫家里當年真的窮得只能住破草房？杜甫曾在長安呆了10年，與今天許多“北漂”一樣，杜甫也想在京城混出個模樣來，也想當大官、發大財。于是，他選擇當“西漂族”，來到長安(今陜西西安)打拼。

但杜甫運氣不好，只做過小官。據《舊唐書·杜甫傳》記載，因為有才、敢說，杜甫曾在“唐中央部委”工作過——任左拾遺，后人稱他為“杜拾遺”就是這原因。“拾遺”是干什么的，說白了就是給皇帝和朝政提意見、挑毛病的閑差，很多情況下就是個擺設，可杜甫還真以為自己是個官，直言進諫，結果惹怒了唐肅宗李亨被貶華州(今陜西華縣)。

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年底，杜甫來到了成都，做節度使參謀，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杜甫在寺里沒住多久，便打起了建私宅的主意。在唐朝，尚沒有今天搞房產開發的概念，地皮也不值錢，所以次年春杜甫便在城西七里、風景不錯的浣花溪畔，找到了一塊荒地開始建房。

杜甫先是開辟了一畝大的地方，在一株大樹下建了一間茅屋，這就是以后成都草堂的雛形。能自己找地皮建房，不論在古代還是現代，沒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和社會關系，誰敢想？果然，杜甫蓋房的消息甫一傳出，他在朝中做官的高適、嚴武等朋友便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表弟王十五來看望他時，還送來了蓋房資金，“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

蓋房子的同時，杜甫又向各處朋友求供果木樹苗，清單如下——

向蕭實要100根桃樹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肖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向曾做過綿竹令的韋續索取綿竹縣的綿竹：“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向何邕要蜀中的榿樹苗。

向果園坊園主徐卿索求果花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詣徐卿覓果栽》)

向韋班要松樹苗：“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顯然，杜甫蓋房子不只地皮沒有花錢，連美化環境的花草樹木也不用掏錢去買，都是他人提供的。

“有竹一頃”“喬木參天”的杜甫草堂是破茅草屋還是豪宅別墅？

讀者可以想一想，如果杜甫蓋的真是普通農家草房，和今天大家在成都公園內看到的那樣，需要如此興師動眾、大動干戈嗎？有必要向各路朋友要這要那、驚動一大圈人嗎？果木花草，野外多著呢，找點來栽栽就行了。

由此可以推斷，杜甫當年蓋的并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應是豪宅或是別墅級建筑。這并非憑空猜測，而是有杜甫自己的詩為證：“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詩中所寫的宅院，能是簡簡單單的“草堂”、破房子嗎？

接下來，杜甫又不斷擴大“別墅區”，在廣泛種植桃樹后，草堂由一畝增至五畝;桃林建成后，又營建了竹林、榿林。而且，杜甫在《憑何邕覓榿林栽》詩中給出了具體數據：“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也就是說，榿木林的占地有十畝之大。那么竹林又占地多大？一頃(百畝)之廣。《杜鵑》詩中說得更直白：“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余，喬木上參天。”這樣的地方能是一般窮人住的？算不算別墅？這恐怕比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更令人神往吧！

對草堂的工程質量，已故歷史學家郭沫若曾作過考證，他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認為，杜甫草堂的茅草應有三重，這表明屋頂曾翻修過兩次：“一般地說來，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有時候比起瓦房來還要講究。”

由此可見，杜甫當時的生活和經濟狀況并不糟糕，他的“貧窮”實是后人對他當時生存狀況的誤會。其《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詩中所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乃是房頂被大風刮壞后的寫實，可我們卻誤以為他當年的生活很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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