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4月6日，第一屆現(xiàn)代奧運會在奧運會的故鄉(xiāng)希臘雅典舉行。此時李鴻章正在趕赴俄國圣彼得堡的路上，肯定是沒有帶員參加奧運會。事實上，李鴻章根本就沒有肩負這個任務，更談不上帶運動員參賽了。所有關于李鴻章帶員參加第一屆奧運會的故事全部是以訛傳訛的。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國體育博物館均無此事的相關證據(jù)。20世紀80年代，有中國專家訪問了國際奧委會設在瑞士洛桑的總部，專門詢問過這個問題，得到的答復是無證可查。

奏折里從未提此事

1895年一年，李鴻章因為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其政治地位風雨飄搖，并且因簽訂《馬關條約》，已背“漢奸”的罵名。李鴻章為千夫所指，代朝廷受過，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職務。1896年2月，為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lián)俄制日”，李鴻章被派出訪歐美，進行了一次環(huán)球訪問。

自1895年至1896年正月——離奧運會只有3個月的時候，李鴻章所奏之折，幾乎為其一生中最少的一年，共計有9折。分別為：《軍機大臣密寄》，是關于重新啟用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談判的復函；《預籌赴東議約情形折》，是關于與日本談判時是否割地的意見，提出普法戰(zhàn)爭都相互割地了，中國割地，然后“力圖自強之計”，“不嫌暫屈以求伸”；《軍機大臣密寄》，是朝廷對李鴻章全權處理談判的意見和處理之難的認同；《軍機處王大臣慶邸等公奏折》，是關于敵情叵測，趕緊開始談判的折子；《吁辭使俄折》，是李鴻章謝絕皇上點名他前往俄國參加俄國沙皇加冕典禮的折子；

《使俄謝恩折》，是兩天后李鴻章不得不接受使俄使命而謝恩的折子；《李經方隨往片》，是懇請帶兒子李經方一起出使歐美的折子；《隨帶人員折》和《洋員參贊片》均是關于帶誰一起前往歐美的折子。這些外國隨員，除了俄國人柯樂德以外(俄國未參加首屆1896年夏季奧運會)，德國人德璀琳、法國人穆意索、英國人赫政、美國人杜維德這幾個人應該知道奧運會。奧運會這么大的事情，即使朝廷不懂，總理衙門不懂，那么李鴻章不至于不懂，因為這些隨員自己的祖國派人參加了，那么如果李鴻章知道了或者接受了奧運會邀請，他是會和這些人談及此事的。但是，在出國訪問前后，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他們提及任何關于奧運會的話。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任何外國的信件或者電文轉交給李鴻章，否則，以李鴻章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應該是會重視這一國際盛會的。

李為“國歌”作詞

因此，關鍵的問題不是尋找李鴻章是否帶員參加過奧運會，而是從奧委會的歷史檔案中查找它們是否曾經發(fā)出過對大清帝國的邀請函。

李鴻章訪問歐美之時，中國連國歌都沒有，如果參加奧運會，則升旗、奏國歌都無法實現(xiàn)。在圣彼得堡，他們臨時找了一首七絕詩加以改編，配以古曲，作為國歌，后來成為清朝對外場合之代國歌，洋人稱之為《李中堂樂》。這首最早的近代國歌的出籠，證明了當時中國國際身份的尷尬局面。歌詞有曰：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車駕六龍。

但是，與人們想象中的或者創(chuàng)作中的一些形象不同，李鴻章出訪歐美，造成了西方一陣“李鴻章旋風”。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見了李鴻章后，稱其為“東方俾斯麥”，歐洲的報紙也把李鴻章與俾斯麥、英國首相格拉斯頓并稱“當今天下三大老”(是年李鴻章73歲，俾斯麥81歲，格拉斯頓87歲)。

1896年8月28日，李鴻章抵達紐約。為迎接李鴻章的到來，正在海濱度假的美國總統(tǒng)克利夫蘭特地趕到紐約會見李鴻章。紐約港到處掛起了大清帝國的國旗，禮炮轟鳴，萬人空巷，李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在國內被視為“賣國賊”的李鴻章，竟然在當時的國際上塑造出一個開明、強大的中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