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戰”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經典戰例。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甚至與“漢族”的誕生有某種內在聯系。但由于《史記·高祖本紀》中有“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這么一句述評，因而自《漢書》以來，對垓下之戰中的項羽及其將士的表現產生了諸多誤解。

如近期張劍鋒先生于《學習時報》2010年11月15日發表的《霸王別姬：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虛假報道》(以下簡稱《虛假報道》)，即是典型一例。這篇論文發表后在學界一定范圍內產生了“轟動效應”，甚至被人稱為“驚天動地的論斷”，《新華文摘》于2011年第2期進行了轉載。

筆者認真讀后，認為《虛假報道》中認定項羽是“棄軍而逃”的“懦夫”，而《史記》對項羽作了“虛假報道”的論點和論據均是不妥當的，因而有必要對《史記》中與“垓下之戰”有關的重要史料進行系統梳理與分析，以撥開“垓下之戰”的層層迷霧。

錯判局勢與盲目自信

在“垓下之戰”中，對項羽這個楚軍統帥的分析，應分為兩個方面講，即他為何而敗，又為何而亡？

先講因何而敗。我們認為，《史記·項羽本紀》中“鴻溝之約”簽訂后，項羽即“解(通‘懈’)而東歸”，這是他作為統帥犯下的第一個重大錯誤。由于“懈”，他既沒有深入了解已占領他的首都彭城的韓信及其軍隊的實力，又沒有積極地與江東楚國后方進行有效聯系，對兵員與后勤補給漠不關心。

項羽犯的第二個重大錯誤是建立在第一個錯誤基礎上的，即“軍壁垓下”以圖奪回首都。以今天的軍事眼光看，他當時正確的選擇是不在垓下建“壁”駐扎，而應率軍直過江東，以獲得必要的軍事休整與補給。但由于他有“巨鹿之戰”以十分之一兵力戰敗章邯、在第一次彭城之戰中以不足二十分之一的兵力大敗偷襲他首都的劉邦這兩個成功戰例，再加上他沒有與韓信正面交過手這一因素，因此犯了盲目驕傲自大的錯誤，妄想續寫“巨鹿之戰”和“第一次彭城之戰”以少勝多、一戰而扭轉戰略態勢的輝煌。

但這次他失算了。韓信當過項羽的部下，但項羽卻不了解韓信，這是項羽的悲劇。他在垓下第一次與韓信的大決戰中，因盲目反擊而中了韓信佯裝“不利，卻”的“調虎離山”之計，在勇猛追擊的路上中了韓信的埋伏而大敗垓下。

這一戰《史記》寫得很清楚。它告訴我們，正是這一仗，項羽“可十萬”中的主力被殲滅殆盡，被四面包圍的剩余楚軍已基本喪失了再次進攻的能力。因此，“四面楚歌”只不過是壓垮垓下楚軍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那么，對于項羽率八百余騎“直夜潰圍南出”到底應怎么看？筆者認為，這是項羽在垓下之戰中所作出的唯一清醒正確的決策。如果他能將這一決策貫徹到底，他是能夠做到“善敗者不亡”的。

下面再講他的“亡”。綜觀《史記》中的記載，項羽在“垓下之戰”中的確不必“亡”，也不是“亡”在劉邦或韓信手中，而是“亡”在他自己手中。請注意，《史記》中記載了這樣兩個細節：一是他在“南出”突圍中，于陰陵“迷失道”，項羽發出了“此天亡我也”的感嘆。在項羽看來，他身經大小七十余戰，從沒迷失過道，而如今怎么會在最緊要的關頭、在自己的國土上大白天“迷失道”呢？他認為這是天意。

二是他率領僅存的二十六騎“欲東渡烏江”，而這時卻只有一只容納一人的小船。請認真讀《史記》，這二十六騎不是一般的士兵，是他“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僅存的二十六騎。烏江亭長讓他撇下這二十六騎獨自過江，這是一個清醒而正確的建議。但此時的項羽顯示出他性格中獨特的一面，又認為是“此天亡我”。他主動放棄了國王的責任而作出了與二十六騎同生共死、血戰到底的抉擇。

作為領袖，這是愚蠢的;但作為將軍，至少在他的子弟兵和那個時代多數人的心目中，他的確是視死如歸的英雄，并不是什么“懦夫”。事物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灌嬰軍的“斬首八萬”并非垓下軍

關于這一點，《史記》在《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以及《淮陰侯列傳》中的確均無直接、明確的記載。也許正因為這三個傳記的“留白”，使《虛假報道》一文產生了誤解。

在讀《史記》時，我們必須首先明了太史公“水墨畫留白”的寫作方式。他為避免史料重復出現，采取了“互文”、“互見”的方式——對同一重大歷史事件在此處留了白，不等于不在其他地方畫龍點睛地作出交待。

關于項羽率八百余騎“直夜潰圍南出”后垓下殘余楚軍的命運，司馬遷并非“成功隱藏”、“緘口不語”，而是在《樊酈滕灌列傳》、《淮陰侯列傳》、《季布欒布列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相關文獻中分別作出了交待。

本文不妨歸納如下。第一，由“左右司馬”率領的“萬二千人”投降了灌嬰軍。這是《史記·樊酈滕灌列傳》中載明了的。結合多個傳記綜合判斷，灌嬰在“下東城”前所降由左右司馬率領的“萬二千人”既不會是東城守軍，也不會是江東援軍，只能是垓下殘軍中沒有戰死又愿投降的最后的戰士和“軍將吏”群體。“左右司馬”是兩個僅次于大司馬的行軍副司令高級將領。他們既不愿就地死在垓下戰場上，也不愿主動投降四面合圍的漢軍主力;但他們知道自己的項王“南出”，所以就沿項王的路線從西南角空隙突圍南出。但第二天白天，凍餓傷殘得只有“走”而無“戰”之力的這部分楚軍，沒有找到項王，而是遇到了殺氣騰騰的灌嬰五千騎兵。面對此絕境，投降是順其自然的了。

第二，另兩部分在隨名將鐘離眜、季布從其他方向突圍中或死或降。限于篇幅，單舉鐘離眜為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汾陽侯靳強條載：“擊項羽，以中尉破鐘離眜，功侯。”可見在項羽潰圍南出的當夜，鐘離眜亦率軍在另一個方向進行了激烈的突圍戰，軍隊被“破”后單獨逃走。根據《史記》對季布、鐘離眜的記載看，他們兩人是成功突圍出去的。

第三，還有一部分垓下楚軍當由楚內奸項伯、丁公所率，稀里糊涂投降了漢軍，這部分楚軍當不在少數。這些在《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互文”中有跡可尋：項伯“以破羽纏嘗有功，封射陽侯”;至于丁公，也許“功”大到難賞之地步，所以他竟得意地主動找到劉邦請賞，但劉邦卻大怒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并“遂斬丁公”。

將以上三部分加在一起，說明在項羽率八百余騎“直夜潰圍南出”后，留在垓下的大部分楚軍是被俘而不是壯烈犧牲。《虛假報道》中的“整個垓下戰役中，漢軍斬首八萬”一句，明顯是誤解了史料，張冠李戴，把《高祖本紀》中“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中的“斬首八萬”戴到了“垓下戰場上的漢軍”頭上。

試推理，如果灌嬰五千騎在垓下戰場上就“斬首八萬”，《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又說他所將軍隊在“下東城”前“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那么，兩個數字加起來，僅灌嬰五千騎就將垓下“可十萬”的楚軍斬首、生俘九萬二千人。果若此，“(垓下戰場)那八萬拋頭顱灑熱血的楚軍將士”將無“英雄頑強”可言，他們簡直就是一群羊或一堆西瓜，而韓信和劉邦率領的近百萬漢軍簡直就在那里觀戰，而戰勝后的劉邦豈會說：“我不如韓信。”他一定會說：“我不如灌嬰，他五千騎兵就斬俘垓下楚軍九萬二千人！”可見，灌嬰軍的“斬首八萬”決不是垓下軍。因為司馬遷明言“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那么這個“斬首八萬”定是滅項羽、占東城后，一路東渡烏江所略定的楚地“五十二縣”中尚不投降的分散楚軍。

《史記》并未“特意抬高項羽、貶低劉邦”

由于上述核心問題得到解決，那么下述問題就比較容易回答了。一方面，《史記》中是否有“特意抬高項羽”的寫法？我們認為是沒有的。誠然，今天在讀《項羽本紀》時，一般讀者大多會被項羽英勇無敵、視死如歸的英雄行為感動，甚至會一灑同情之淚。但《史記》同時在另外許多場合無情地列舉了項羽身上最突出、最可憎的缺點：“項羽有一增而不能用”(劉邦語);“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語);“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韓信語);“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

從《史記》中摘引的這些評論項羽的史料中，我們能看出半點“抬高項羽”的筆墨嗎？

那么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史記》中是否有意貶低了劉邦？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熟讀《史記》，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有血有肉、隨機應變而又膽識過人的漢高祖而并非一個“無賴”。退一萬步講，司馬遷即使“因一介個人恩怨”而想貶低劉邦，他能做得到嗎？我們知道，《史記》是在漢宣帝時代經過皇帝批準而“宣布”的，《漢書》對此有明確記載。試想，在信奉“霸王道雜之”、嗜殺成性的漢宣帝手中，《史記》得以較完整保存并“宣布”，唯一可信的解釋是，其中的記載確屬“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就連西漢高祖的嫡親后代也愿意尊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