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的中國皇帝中，有作為的不少，但在其統治的各個方面都能有所建材，發揮出超群智慧者并不多。唐太宗李世民正是這個“不多”中的佼佼者，他之所以能夠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生平時代，由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這與他知人善任是分不開的。

唐太宗曾有一個千古流芳的比喻，他把自己比作玉石金礦，把大臣比作良工巧匠。那么在唐太宗的人才庫中最杰出的當首推敢于犯顏強諫的魏征。唐太宗曾經這樣說：“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鏡子。”

魏征作為一代名臣，其諒真坦率，敢于諫諍，歷來都被人臣者推崇和仿效。那么究其一生：他少時孤貧，曾為道士。隋末投瓦崗軍，李密失敗，隨其降唐。先為太子(建成)洗馬。唐太宗即位，歷任諫議大夫，秘書監，侍中等職，封鄭國公。在“玄武門之變”后唐太宗曾責問魏征：“為什么要離間我們兄弟？”魏征回答：“如果李建成早聽我的，就不會有如今的下場。臣下為主盡忠，沒有過錯。春秋時期管仲輔佐齊桓公創立了霸業，但之初他還射中過公子小白的帶鉤呢。”唐太宗對他的耿直十分的賞識，隨后便委以重任。

作為一個政治家，魏征始終保持著清醒的、現實的頭腦。《諫十思疏》是魏征寫給唐太宗的一篇勸戒書。文章深喻哲理，詞鋒犀利，發人深省。唐太宗讀后大為贊嘆，深為魏征的直言精神所感動。唐太宗與魏征能夠相互的尊重與信任，其中一部分是因為兩人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對政治危亡的認識。這才使得魏征的政治智慧能夠得到更深的發揮。

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寫道：“唐人魏征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在人類的認識史上，提出“兼聽”這新命題，無疑是一種卓越的見識。魏征的思維方式具有辯證法的特征，能夠全面的看問題。這首先比較集中的體現在他提出的選拔、任用人臣的方法和標準上。選拔、任用人臣首先得對他作一番全面的考察：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歷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關起所言，窮則管其所不變，賤則管其所不為。然后根據他的才能加以選擇和任用，讓他充分的發揮自己的長處。

魏征和唐太宗曾有過這樣一段經典的對白：魏征說：“臣希望只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唐太宗不解的問道：“忠臣和良臣有不同之處嗎？”魏征回答：“古代堯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桀的臣子關龍逢，殷紂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獲得光輝的聲譽，子孫相傳，國運無窮。忠臣本身遭難被殺，君主落得個昏庸殘暴的罪名，國王家滅，只不過取得個空名罷了。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區別。”唐太宗聽后大家贊賞。共同的政治思想使唐太宗和魏征在長達十七年的合作中配合得如此默契。這樣的合作對奠定唐王朝鼎盛繁榮之基礎的貞觀之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藉此，唐太宗終能成為一代英杰之君！魏征的慷慨之志也得到了實現。

唐太宗在太極宮中的凌煙閣內存放了畫家閻立本為功臣的畫像。享受這一殊榮的只有長孫無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齡等二十四人。當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常常的到凌煙閣內去看他的畫像。有一次還情不自禁的做了一首詩：勁條逢霜摧美質，臺興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云臺上，空對余形無復人。以此表達了自己的無限哀思和懷念。貞觀末年，唐太宗親征遼東，戰爭異常的艱苦，當得班師回朝后，唐太宗曾惆悵的說：“如果魏征還活著，我會有這一趟遼東之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