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后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們身無分文，卻不必為衣食發愁。他們不是權貴，卻能讓權貴屈尊。

皇甫規，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強，官至度遼將軍，是東漢后期最著名的將軍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權勢遮天的宦官，唯獨懼怕名士。解甲歸鄉之后，有一位曾經擔任雁門太守的同鄉前來拜訪，皇甫規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發走了。有一天，一個名叫王符的年輕書生登門求見，皇甫將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原因很簡單：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

漢末梟雄曹操也曾經以這種狼狽倉皇卻極見熱情的方式對待從袁紹那邊前來投奔的許攸，人們都認為這是曹操有求于許攸，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許攸是一個大名士。在那個清流名士牛氣沖天的時代，得罪了名士，就會招來非議，失去人心，等于自毀前程。史書描述說：名士們“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名士的清議言論具有如此大的能量，這是東漢后期特有的現象，放眼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稱得上是絕無僅有。東漢后期的“清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輿論。制造輿論的主體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無為的官僚都是“清議”批判的對象，正直忠義、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則成為“清議”褒揚的對象。

曹騰，擁立漢桓帝劉志為帝、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追封為皇帝的宦官

東漢“清議”對宦官群體的批判和抨擊最為嚴厲。“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與宦官，而尤以宦官為最。

男 子去勢，在宮中服侍皇帝與后妃，俗稱為宦官。宦官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古代的埃及、波斯王宮中也使用宦官。《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即以宦官的身份擔任中書令。東漢在皇宮外培養了一個龐大的士大夫群體，在皇宮內則豢養了一個同樣可觀的宦官群體。到東漢后期，宦官人數已經達到兩千多人。歷史研究發現，最早的閹割術出現在商代，從那時起就有閹人，中國的宦官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他們大多是奴隸、罪犯，在宮廷中做一些基本的“家務”。

東漢宦官深度干預政事，大約始自順帝劉保時期;到桓帝劉志、靈帝劉宏統治期間，宦官的權勢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東漢后期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鏟除了權傾一時的外戚梁冀，單超、曹騰、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東漢進入了宦官專權的年代。

漢靈帝最寵幸的宦官是張讓與趙忠。他曾公開宣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這些宦官倚仗著皇帝的寵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們深居宮廷，但是他們的親朋故舊與附勢之徒在京師內外遍布要津，飛揚跋扈，為非作歹，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勢力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史書以此形容宦官集團的權勢。

曹騰是東漢后期地位最為顯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過四任皇帝，在宮廷中供職三十年之久，被封為費亭侯，官至大長秋，成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顧問。曹騰死后，養子曹嵩承襲了爵位，得到了太尉這樣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時放蕩不羈、品行不修，二十出頭就進入了官場。如果沒有宦官祖父曹騰提供的蔭澤，這個亂世梟雄未必能夠成為漢朝江山的顛覆者。后來，曹魏政權追尊曹騰為“高皇帝”，曹騰也就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獲得“皇帝”名號的宦官。在史家的筆下，曹騰還算是一個比較正派的宦官。一個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這是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潛書》中描繪的宦官形象。在正統觀念中，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的“異類”，乃是天刑之人、刀鋸之余，只適合做些仆庸雜役的瑣事，根本不具備登上廟堂的資格。在東漢士大夫看來，宦官乃萬惡之源，國家的種種不幸，都與宦官當權有關系。不鏟除這些害群之馬，漢家就命運堪憂。

永康元年(167年)的冬天，寒冷異常。但是遭到禁錮的黨人卻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氣息。十二月，昏聵無能的漢桓帝駕鶴西去，年僅十三歲的劉宏即位，這就是漢靈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領袖竇武與陳蕃受到重用。大將軍竇武是靈帝竇太后的父親，為人謙遜好學，不但沒有外戚的種種劣習，反而具有為漢末名士所推崇的種種美德。太傅陳蕃則以正直不阿著稱，一向被視為士大夫的楷模。他們二人執掌大權，讓人們看到了大漢重整朝綱的希望。東漢中期以來，統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個營壘分明的政治集團。如今，外戚與清流派官員結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