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應該是國庫。其實中國的皇權制度中，皇帝的個人用度與國家財政分離是很早的，漢代有少府負責皇室用度，所仰仗的收入來源，是山林川澤之利。此后的歷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續了皇室收支與國家財政分離的制度，橫向比較歐洲及西亞的中央集權君主，這套財政制度相當高明。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皇室收入如何籌措，與國家財政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與皇權制度是相伴隨的，而且有時對皇權穩定的影響還很大。清作為最后一個帝制王朝，在順治、康熙時期已經確定了定額化原則的國家財政體制，直到太平天國戰前，國家財政都以盡量不增加用度為總體原則。這樣來看，清帝國可能秉持著相當“節儉”的財政原則，事實上，乾隆皇帝就經常這樣自我標榜。但是，如果考慮到有一筆相當巨大的收入在戶部控制之外，這一“節儉”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慮了。

賴惠敏教授的新書《乾隆皇帝的荷包》(以下引文僅標頁碼)正是直擊這個隱秘之處。她勾稽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三個皇室收入來源，并說明這些錢的流向，相當程度上刷新了我們對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賴惠敏教授早年師從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賦役制度，卓有成就。此后轉向研究清代的皇族，多年爬梳清代檔案，用力精勤。如她在后記中所說，因為系統閱讀內務府檔案，才發現皇室的巨額商業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有三個錢袋子來獲得源源不斷的收入，同時維持一個“節儉”的圣君形象。

乾隆皇帝的第一個錢袋子，是皇莊(官莊)。清初皇室就在盛京等處設立若干田產，由莊頭管理。這些皇莊的收入多供應當地駐軍及內務府人丁，還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乾隆年間曾大量查抄官民家產，直接為內務府所有。作者書中所舉出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承安本是伊犁錫伯部落領隊大臣，以“玩愒成性”被查抄家產。這其實等于是沒有什么確實的罪名。查抄承安家產使內務府增加近四十一萬畝土地，而內務府本來控制的皇莊土地不過五十多萬畝。

乾隆皇帝第二個也是最著名的錢袋子，是淮揚鹽商。幾十年前徐泓先生有一篇經典論文專論明后期鹽法之變，認為明末以世襲專利特權換取商人的合作，專賣商人則為了確保壟斷權利，一味與官府勾結，報效官吏的需索。這使得當時最重要的商業資本之經營寄生于政治權勢之上不能獨立(徐泓：《明代后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度的建立》，1978)。清代繼承了這種竭澤而漁的制度，乃至出現總商，庇護特權商業至于其極，而商人的報效大部分進了乾隆皇帝的腰包。乾隆朝內務府來自鹽務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萬到兩百萬之間，約占鹽課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間。淮揚鹽商由此做大，發展出一時紅肥綠瘦的淮揚文化，從何炳棣先生到王振忠教授，所論很多，不再冗言了。

前年有部還算火熱的電視劇《大清鹽商》，多少也摸到了些門道。張嘉譯飾演的汪總商怎么看都像是汪處長，當他追查鹽務侵吞，步步深入時，發現逼得所有人背鍋的正是他的恩主乾隆皇帝。到了這一步，錢去了哪里，就萬萬問不得了。

乾隆皇帝最后一個不那么引人注意的錢袋子，居然是稅關。稅關的定額稅收全部交解戶部，所以使人容易忽略其稅收盈余的去向。實際上，稅關盈余收入解交內務府，也就變成皇室的收入。各稅關志中經常提及關稅盈余提解內務府，以及內務府核銷關稅盈余的問題，稅關要動用盈余銀兩，還要在內務府核銷。也因此，清代不少稅關監督就出身內務府，如乾隆初任淮安關監督的伊拉齊，正黃旗，以“內務府坐辦堂郎中”身份到任。據說在監督稅關的三年多時間中，“敷政寬和，操行潔白”，甚至還拿出自己的俸祿補貼胥吏，以杜絕他們的貪污(“自捐廉俸，量為優恤”，《續纂淮關統志》卷八)。如此做官，怎么完成上級交代的收稅任務，并且還能不破產敗家，真的值得廣大干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