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唐太宗這種“雷人”的異常舉動，有人認(rèn)為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侯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rèn)為是魏征曾將自己記錄的與太宗一問一答的諫諍言辭，拿給負(fù)責(zé)編寫起居錄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唐太宗的忌。

這兩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為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顏直諫”，使唐太宗產(chǎn)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過是唐太宗因為長期受到壓抑而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歇斯底里的發(fā)泄。

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開明君主，為了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的局面，為了實現(xiàn)千古一帝的夢想，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quán)”，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在國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據(jù)史料記載，魏征在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內(nèi)，有史籍可考的諫奏前后達二百余次，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臺。

魏征比唐太宗大20歲，如果放在時下，就是“60后”與“80后”的關(guān)系。年齡上的差距，代溝上的隔閡，意見上的分歧，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沖突。

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ch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biāo)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quán)，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撓。難怪有一次唐太宗守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能把“從諫如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分上，魏征的進諫確實過了頭。

愛太深，容易出現(xiàn)裂痕。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關(guān)愛，在唐太宗眼里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當(dāng)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積累起來的壓抑，總有一天就會像火山一樣突然噴發(fā)，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導(dǎo)火索。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后，不由得發(fā)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嘆，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復(fù)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諦，皇帝也不例外。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dǎo)“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tǒng)治，體現(xiàn)人文關(guān)懷;一面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疑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甚至連尉遲敬德、房玄齡這樣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后期，隨著“隋亡為戒”歷史教訓(xùn)的逐漸淡忘，隨著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皇帝高深莫測，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戲中，皇帝始終是贏家。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后，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么，他說：“非勛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zé)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shù)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rèn)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