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曾經有過一個奇怪的言論。他說他不想當忠臣。不想當忠臣，難道還想當奸臣？不。魏征說，他想當一個“良臣”。

魏征這話聽上去像是在贊美，實際上卻是在針砭。因為它強調的是“慎終如始”這四個字。這就等于是說——陛下能這樣子當然好，但是最好能夠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現在高興未免太早。李世民是個聰明人，當然不會聽不出這層弦外之音。

這樣的進諫可謂寓貶于褒，既撓到了皇帝的癢處，又點到了皇帝的痛處，實在是含蓄而巧妙。

在中國歷史上，有資格被譽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幾個，大半也都有爭議。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共識最多、爭議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屬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當之無愧地獲此殊榮，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無瑕的。

無論李世民如何天賦異稟、才智過人，他身上也難免會有一些人性的弱點。

換句話說，李世民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弱點，而是在于他有一個辦法對治自己身上的弱點。

這個辦法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兩個字——納諫。

“納諫”這種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人都是愛面子的，沒有誰喜歡被人批評。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更不要說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了，通常更聽不進任何不和諧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聽。

不但愿意聽，而且還對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飴！

這并不是說李世民天生就是一個受虐狂，而是因為他深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

鑒于隋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認為，倘若當皇帝的都像隋煬帝那樣“好自矜夸，護短拒諫”，那么結果就是“人臣鉗口”，最終必然“惡積禍盈，滅亡斯及”。所以早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對大臣們強調：“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諫。”(《貞觀政要》卷二)在李世民的極力倡導和鼓勵下，貞觀群臣諫諍成風，人人勇于進言。而其中對李世民影響最大、對貞觀善政貢獻最多、在歷史上享有“第一諍臣”之美譽的人，無疑就是魏征。

魏征曾經有過一個奇怪的言論。

他說他不想當忠臣。

不想當忠臣，難道還想當奸臣？

不。魏征說，他想當一個“良臣”。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當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李世民大為詫異：“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區別嗎？”

魏征說：“所謂‘良臣’，應該像稷、契、皋陶那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而所謂‘忠臣’，只能像龍逄、比干那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區別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納其言”，當即賜給魏征五百匹絹。

魏征的這番言論乍一聽很有顛覆性，其實只是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當臣子的固然要對君主盡忠，但這種忠卻不應該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說，進諫并不是以一味蠻干、面折廷爭為美，而是要講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樂于接受為前提，以剛柔相濟、恰到好處、切實可行為美。

《菜根譚》中有一句話說：“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過高，當使其可從。”魏征的進諫有時候就頗能體現出這種中道的智慧。

比如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經用一種頗為自得的口吻對大臣們說：“人們都說天子至尊無上，所以無所忌憚，可朕就不是這樣子。朕總是上畏皇天之監臨，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說的固然是實情，可像他這樣自己說自己的好，未免就有點“矜夸”的味道，而且潛意識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贊美。

這個時候，魏征發話了。他說：“此誠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魏征這話聽上去像是在贊美，實際上卻是在針砭。

因為它強調的是“慎終如始”這四個字。這就等于是說——陛下能這樣子當然好，但是最好能夠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現在高興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個聰明人，當然不會聽不出這層弦外之音。

這樣的進諫可謂寓貶于褒，既撓到了皇帝的癢處，又點到了皇帝的痛處，實在是含蓄而巧妙。

類似的對話在貞觀五年(公元631年)還有一次。當時國內安定、天下豐稔、東突厥又徹底平定，整個大唐帝國一片欣欣向榮，李世民又對侍臣說：“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

這一次，李世民的話就說得比較全面了，他一方面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歷史功績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懼之心。

所以，魏征就說：“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資治通鑒》卷一九三)

魏征并不對這種“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勢歌功頌德，而是對皇帝“居安思危”的謹慎態度表示贊賞。這種發言顯然要比純粹的附和之辭高明許多。

正是由于魏征的諫言往往既委婉又能擊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會評價說：“人言魏征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舊唐書·魏征傳》)

當然，魏征的諫言并不都是這么委婉“嫵媚”的。

如果每次進諫都拐彎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諛諂媚，也會變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征也絕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諍臣”之名享譽后世。

所以，該據理力爭的時候，魏征也絕不含糊。

史稱魏征“犯顏苦諫”的時候，“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資治通鑒》卷一九三)意思是說：每當李世民被魏征的諫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時候，魏征總是毫無懼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風，把自己的怒火強壓下去。

有兩則小故事頗能說明李世民對魏征的這種“忌憚”之情。

有一次魏征離京去祭掃祖墓，回來的時候聽說皇帝打算去終南山游玩，連儀仗隊和隨從都已整裝待發，可后來卻無故取消了，魏征就問皇帝有沒有這回事。李世民尷尬地笑著說：“當初確實有這個想法，但是怕你生氣，只好作罷了。”(《資治通鑒》卷一九三：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還有一次，有人進獻了一只漂亮的鷂鷹，李世民非常喜歡，就讓它站在自己的手臂上，正在逗弄玩耍，忽然看見魏征走了進來，情急之下趕緊把鷂鷹塞進懷里。魏征其實早就看在了眼里，可他嘴上卻不說，故意在奏事的時候把時間拖得很長。等到他告辭離去，鷂鷹早已活活悶死在李世民的懷里了。

魏征平常的諫諍一般都會講究方式方法，可要是碰到至關重要的大事，也會與太宗面折廷爭。

魏征和李世民之間最激烈的一次言語交鋒，發生在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春天。當時的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國泰民安，所以滿朝文武都一再勸請太宗前往泰山封禪。“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冊府元龜》卷三十五)

所謂“封禪”，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種大典。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禪大典都在泰山舉行——于泰山設壇祭天曰“封”，于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禪”。在古代中國，泰山封禪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業鼎盛的標志。但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資格獲此殊榮。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漢武帝，還有東漢的光武帝等少數幾個自認為建立了豐功偉業的帝王，才敢舉行封禪大典。

對此，李世民內心當然也是滿懷渴望。

但是當百官勸請時，李世民一開始還是謙虛地推辭了一下。他說：“諸位賢卿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但朕卻不這么看。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戶戶豐衣足食，就算不封禪，又有什么損失？昔日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后世難道以為文帝之賢不如始皇嗎？況且即使是祭拜天地，又何必一定要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才算表達出對天地的誠敬呢？”

群臣都知道這只是皇帝的客套話，所以還是極力勸請。

后來，李世民就順水推舟地答應了。雖然表面上似乎有點勉強，可大家都知道，其實皇帝心里還是很樂意的。

就在皇帝和滿朝文武其樂融融地探討具體的行程安排和相關事宜的時候，魏征忽然表情嚴肅地站了出來，堅決表示反對。

李世民臉色一沉，問：“你不贊成朕封禪，是不是認為朕的功業還不夠高？”魏征說：“夠高。”李世民又問：“那是不是德不夠厚？”魏征說：“夠厚。”“是不是社稷還不安定？”“已經安定。”“是不是四夷尚未臣服？”“都已臣服。”“是不是莊稼還沒有豐收？”“豐收了。”“是不是祥瑞還沒有呈現？”“呈現了。”“既然如此……”李世民冷笑著說，“那為何還不能封禪？”

魏征從容自若地回答道：“陛下雖然已經擁有這六項成就，但是，我朝承隋末大亂之后，戶口凋零，倉廩空虛，陛下一旦車駕東巡，千乘萬騎，每到一處，地方州縣必定難以承受各種負擔。更何況，陛下舉行封禪大典，四夷君長必定前來共襄盛舉，可如今自伊水、洛水以東，至于東海、泰山，村莊寥落，人煙斷絕，道路蕭條，進退艱阻，極目所見，千里蠻荒。這豈非引戎狄至我腹地，然后示之以虛弱嗎？再者說，即使給予四夷君長厚重的賞賜，也未必能滿足他們遠道而來的愿望;縱然免除百姓幾年的捐稅賦役，也未必能彌補他們的損失。為了博得一個封禪的虛名，卻遭受一些實實在在的損害，這對陛下又有什么好處？”李世民聽完，不得不表示贊賞，立即停止了封禪的動議。“太宗稱善，于是乃止”，(《貞觀政要》卷二)然而他在感情上其實是不太情愿的。

碰巧，幾天后黃河兩岸的幾個州突然爆發了嚴重的洪澇災害，滿朝文武再也不敢提半個字，封禪之事就此不了了之。可是在內心深處，李世民其實一直也沒有放棄封禪的想法。“終太宗世，未行封禪，然帝意亦非遂終止也。”(《魏鄭公諫錄》卷二)魏征這次諫諍雖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采納，但此事多少還是傷及了皇帝的自尊心，所以那些日子李世民一直看魏征不順眼，再也不覺得他“嫵媚”了。

有一天，可能魏征又因什么事情觸怒了太宗，所以散朝之后，李世民怒氣沖天地回到宮中，咬牙切齒地說：“找個機會一定要殺了這個鄉巴佬！”

長孫皇后大為驚愕，連忙問皇帝說的是哪個鄉巴佬。

李世民臉色鐵青地說：“就是魏征！他經常在朝堂上當眾羞辱我。”

長孫皇后聽完，一聲不響地退回寢殿，片刻后就一身鳳冠霞帔地來到皇帝面前。李世民大吃一驚，問她怎么回事。長孫皇后說：“臣妾聽說，君王英明，臣子一定正直;如今魏征之所以敢直諫，正是由于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道賀！”

李世民本來也沒想殺魏征，他這么說其實只是發泄發泄而已。現在皇后又給了他這么大一頂高帽，他當然更沒有理由生氣了，于是就把連日來的不愉快全都拋到了九霄云外。長孫皇后實在是一個既賢淑又聰慧的女人。因為此舉不但保全了魏征，而且維護了皇帝的尊嚴，誠可謂一舉兩得！

古代有一種傳說，說龍的咽喉部位“有逆鱗徑尺，人有攖之，則必殺人”。(《史記·韓非列傳》)其實意思就是說絕大多數帝王都容不得臣子進諫。所以，歷朝歷代因犯顏直諫、觸逆龍鱗而被帝王誅殺的臣子不知凡幾。

然而，貞觀一朝卻人人敢于犯顏直諫，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太宗李世民確實具有從諫如流的見識和氣度。而魏征之所以在諫諍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也是因為他知道太宗求諫的誠意和決心要遠遠大于歷代帝王，因此必然需要像他這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諍臣。

從這個意義上說，魏征的諫諍行為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正直和勇氣，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基于一種精明而準確的判斷。

關于這一點，魏征自己就曾經當著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貞觀政要》卷二)這確實是一句大實話。

可想而知，以魏征那套“只當良臣、不當忠臣”的為官之道和處世哲學來看，假如李世民是一個猜忌刻薄的昏聵之君，那魏征到頭來也只能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為明君的愿望，魏征必定就有成為諍臣的動力。他們二者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話說，他們的關系就如同魚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又像是金礦與良工——“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為良工。”(《貞觀政要》卷二)如果我們問：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樣煉成的？那么從他自己的譬喻中，或許就能找到某種答案。

即便李世民是一個天賦異稟、才智過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蘊藏在礦石中一樣，體現不出任何價值。只有經過“良工”耐心細致的斧鑿敲打，日復一日，千錘百煉，最終才能把他身上的雜質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讓礦石中的黃金綻放出璀璨的光芒。換言之，假如沒有諍臣的監督、約束和針砭，李世民即使天賦再高、能力再強，最終也可能毫無建樹，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轍，淪為像隋煬帝楊廣那樣的亡國之君。正如《菜根譚》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李世民的明君之路，又何嘗不是這么走過來的！

魏征一生對李世民的諫言無數，其中有一句出自《荀子》的話曾經被后人廣為傳頌，成為后世引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這句話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這也許是時刻縈繞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懷的一句話。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歿。李世民“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并且親自撰寫了墓志銘，書于碑石之上。隨后的日子，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綿長的哀思之中。魏征的離世不僅讓李世民失去了一個臣子，更是讓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師益友。在一種難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對侍臣發出了一番感嘆，這番話從此也和他們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遠鐫刻在了青史之上，令無數后人感慨和深思——“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舊唐書·魏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