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稱“皇帝”算起，到1912年最后一個封建皇帝溥儀在辛亥革命的炮聲中宣布退位，中國封建王朝的皇帝總數(shù)高達494人。這494人中，真正是草根出身的也就是西漢的劉邦、成漢的李雄、后趙的石勒、后梁的朱溫、吳越的錢鏐、前蜀的王建、后漢的劉知遠、后周的郭威、明朝的朱元璋這幾個。雖說漢宣帝劉恂、光武帝劉秀、蜀漢先主劉備、南宋武帝劉裕以及清太祖努爾哈赤也出身于社會底層，但他們都有一個血統(tǒng)因素在產(chǎn)生影響，起事之初就有政治資本，所以算不上純正的草根。

而撇開原先是亭長的劉邦不提，李雄、石勒、朱溫、王建這些人，要么是流寇出身，要么是鹽販無賴出身，都不是來自農(nóng)民家庭，并且建立的都只能算作割據(jù)政權(quán)。

相比之下，建立了大一統(tǒng)王朝的朱元璋不但出身農(nóng)民，而且家庭貧寒，一無所有，一無所依。他白手起家，清掃六合，驅(qū)逐蒙元，打造了一個社會發(fā)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遠邁漢唐的赫赫大明王朝，可謂千古一帝。

對于大明帝國的老百姓，出身貧苦家庭的朱元璋是心存憐憫的。他說：“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所以，在當政期間，一直強調(diào)“安養(yǎng)生息”四字。

為了不讓官吏擾民、亂民，朱元璋以“刑亂世用重典”的理念大力打擊貪腐，在《大明律令》的基礎(chǔ)上制訂頒行了《大明律》，后來又親自編訂《明大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shù)”，并將《明大誥》擴為三編，“立法務(wù)為嚴峻，而于贓吏尤重繩之”。又令人編《醒貪簡要錄》頒布天下，可謂決心大，力度狠。朱元璋還編《醒貪簡要錄》頒布天下，語重心長地勸誡官員恒念物力維艱，不要把手伸向老百姓。

他跟官員算了一筆賬：以正一品官員的俸祿為例，須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折算成稻谷，則是2620石。要生產(chǎn)2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畝。種田需要耕牛，一頭牛耕地50畝，需用17頭牛(零頭23畝略去)。種田需要人力，按一個人種田15畝計算，需要57個人耕種。收割后，農(nóng)夫挑來的一擔未脫粒的稻禾，經(jīng)過打磨后只能出4斗稻谷，1044石米就需要6550擔次。假如，從田里到打谷場是一里路，往返挑一次就是2里，這樣算下來為了挑稻米就得走13100里。

朱元璋痛心疾首地說：如此筋骨勞苦，這才得到這些糧米。為官者得到了這些飽含血汗的糧米，如果還不知足，不懂得為百姓造福，反而貪贓枉法，那實在是毫無人性，死有余辜！

朱元璋憫惜天下百姓，一生致力于清除掉貪官，他賦予天下百姓懲除貪官的權(quán)利，允許他們直接到京師告發(fā)貪官，甚至可以把貪官扭送京城。就因為朱元璋從嚴、從重、全面地反貪反腐，為大明王朝長達的三百年統(tǒng)治開了一個好頭，也為大明王朝的強盛開展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

可也因反腐力度太大、太猛——以歷史上著名的“空印案”、“郭桓案”為例，朱元璋非但將主犯統(tǒng)統(tǒng)處死，還將涉案的數(shù)萬人全部下獄。

朱元璋也因此被恨他的文人憎罵為“屠夫”、“朱光頭”(一語雙關(guān)，既指朱元璋做過光頭和尚，又罵朱元璋殺人如剃頭)。

人生于世上，就必定活在別人的評論之中，憎者自憎，愛者自愛，只為了自己那一個富國強民的理想，哪有顧得了許多？！

就沖朱元璋這一份愛民之心，這一個長達幾十年的反腐壯舉，即今是千載之后，仍不失其勃勃然之生氣，不失為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