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6年春夏之交，駐扎在太原的后唐帝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終于跟他名義上的小舅子——皇帝李從珂鬧到了徹底翻臉的地步。跟皇帝翻臉就意味著造反，后果當然很嚴重：他的親弟、堂弟、兩個兒子在首都洛陽被殺，而皇帝派出的數萬征討大軍正從各路撲向太原。

以石敬瑭的兵力是根本無法與后唐大軍對抗的，情勢看起來十分危急。但石敬瑭并沒有驚慌，他是提前想好了應對之策才撕破臉皮的，而且他的計劃還不只是抵御后唐的進攻，他要滅唐自立——當然不是靠自身的力量，而是靠契丹的幫助。

計劃順利實現，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御駕親征，不但為石敬瑭解了太原之圍，而且幫助他一舉平滅后唐，建立后晉，自己做上了皇帝。而作為報答，后晉向契丹稱臣，兩國結為父子之邦，行父子之禮，同時向契丹割讓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由此成為了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千百年來一直是“兒皇帝”和“賣國賊”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其實，更客觀公平地來看，在五代亂世，一切僭越亂倫皆已司空見慣，石敬瑭身為沙陀人(西突厥的一支別部)，所侍奉過的后唐三姓四任皇帝中，就兩次出現兄弟間反目成仇、興兵奪位的情況，所以于他而言，帝夢心切者不擇手段取之，沒什么不能接受的。甘愿認賊為父確實無恥，但今人指責他“置國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顧”，也實在是有些要求過高了。

事實上，中原王朝即使是在強盛如漢唐的時代，也都出現過對外族稱臣、和親或納貢的情況。漢初在軍事上無力與匈奴對抗，自高祖劉邦起便靠著與匈奴和親來避免戰爭(實為變相進貢)，和親政策歷經文景二賢，直到漢武大帝劉徹在位十多年以后才廢止;唐高祖李淵及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靠著向突厥稱臣才得以創建帝業;而唐肅宗為了向回紇借兵，以從安祿山的叛軍手中收復京都，更與回紇簽訂過“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的恥辱條約。石敬瑭遺臭萬年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后晉帝國太過短命，根本沒有機會在治史時通過“技術處理”來掩蓋污點，而他割讓燕云十六州之舉，對后世的影響又實在太大，在此后至少四百年時間里直接改變了中原王朝的命運，自然不容易被后人忘記。

這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薊(今天津薊縣)、瀛(今河北河間)、涿(今河北涿州)、莫(今河北任丘)、檀(今北京密云)、順(今北京順義)、新(今河北涿鹿)、媯(今已為官廳水庫淹沒)、儒(今北京延慶)、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應(今山西應縣)、寰(今山西朔縣東北)、朔(今山西朔縣)、蔚(今河北蔚縣)。整個地區東西長約六百公里，南北寬約二百公里，面積十二萬平方公里，正好相當于一個朝鮮。

從地圖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十六州自東向西包括了今天的天津、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基本上都分布在長城的內(南)側，也即長城這條重要軍事防線背后的戰略支撐點，其中瀛、莫二州已深入到河北腹地數百里。失去了這一片山勢險峻的地區，中原王朝的整個北方就失去了一條阻擊“胡人鐵騎”的天然軍事屏障，南下千里再無險可守，直至黃河岸邊全部是一馬平川，中原從此門戶大開。

此后四百年間，對于每一個中原王朝來說，收復燕云十六州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夢想。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率領強勁的后周大軍北伐燕云之地，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先后收復瀛、莫、易三州和益津(今河北文安縣境)、瓦橋(今河北雄縣境)、淤口(今河北霸縣境)三關，共計17縣之地，取得了五代以來中原對遼作戰的最大勝利。只可惜柴榮此時突然患病，不久即病逝，收復燕云的大業也半途而廢。

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時，專設內庫，名為“封樁庫”，其職能就是從每年的財政收入中劃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儲起來。他的想法是在儲滿五百萬緡時，向契丹贖買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這筆錢作為戰爭經費。他曾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可惜宋太祖也是才滿五十歲就猝然而亡，他的恢宏計劃也無法實現。后來宋太宗趙光義挾平滅北漢的余威，兩次北伐契丹，均以慘敗告終，宋帝國企圖以武力收復燕云地區的努力也宣告失敗。從此，宋帝國的君臣將士普遍滋生了一種“恐遼心理”(后又變成“恐金”)，這種心理陰影一直持續到大宋滅亡。

如果換一個方向來思考就可以明白：北方的政權在獲得了燕云之地以后，一方面掌握了對中原長驅直入的軍事便利，另一方面，由于燕云地區的農耕經濟與北國的游牧經濟形成了良性互補，也極大地促進了北國整個的社會發展，也就更成為中原王朝的勁敵。

燕云十六州直到明朝建立時才又重新回到中原國家的版圖，而石敬瑭的罵名恐怕永遠也無法脫去。不過，如果再多還原一些歷史，還應該記住一個叫桑維翰的人，他是石敬瑭手下的謀臣，正是他為了討得主子歡心，提出了割讓燕云十六州這樣一個完全“過度”的建議。其實在當時，想達到讓契丹出兵相助的目的，只要多送錢物，也是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