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去世。不到24小時，慈禧太后也駕崩。這離奇的遭遇似有暗算。雖說他已多時健康欠佳，她卻健康活躍。事實上她在13日主持立宣統(本名溥儀，1908-1911在位)為嗣君，后者才3歲(可是也有她身體欠安的傳說)。其實，內幕如何，已無關宏旨。宣統命中注定為中國最后一個君主。再3年而有中華民國，不僅滿清入主267年至是終結，而秦始皇于西安創造之帝制共歷時2132年，也成了歷史上的往事。

醫學博士孫中山，大革命家，看來曾希望實現他改革之理想而不推翻清朝，否則他不會作上李鴻章書而盼望能見。到1895年中國被日本戰敗之后，他才蓄意反清。他既是廣東人，又諳英語，就容易和海外華僑接近。可是從他的回憶錄上看來，他起先覓取支援仍至為艱難。

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孫曾發動推翻滿清運動10次，每次失敗都免不了人命犧牲。其中有些烈士尚為他切身的好友。他的革命會黨基本上是社會精英，卻無法和群眾接近。初時他們也采取“古典型”革命行動，散發煽動性的傳單、暗殺和占領官署發難。逐漸的，他們才認清他們也可以利用現有的秘密結社和潛入清朝新成立的海陸軍作為以后行動之根據。

孫先生也寫出：各方在八國聯軍后的反應給了他的革命行動新的力量，入黨的人增多，海外籌款，較前有效。可是10次之中的最后一次在1911年4月于廣州發難，仍然失敗，72烈士因此喪生。不料，不出6月之后，竟能成功。這次，革命黨員在漢口的地下組織不慎，使一顆炸彈爆炸。經過巡警調查，一批黨員名單敗露，內中牽涉新軍里面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事既如此，他們逼不得已提前舉事，既無安排好的領導人物，也無預定計謀。黎元洪，滿清新軍協領(旅長)，被強迫推戴為革命軍總指揮。又在這緊急關頭，清朝的總督不戰而逃，給革命黨人一個求之不得的喘息機會。不久其他省份接二連三宣告“獨立”，也就是脫離專制的朝代，準備與武漢的革命黨人協商。清朝的新太后(隆裕太后，即光緒正妻)只有替義子主持退位。

帝國末路

中國歷代創業之主乃是創制法律的人物。他們可以在各種情況尚未穩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際，獨自以武力作主，指揮仲裁，以強制執行其意愿，因之在歷史上作大規模的調整。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時期最為顯著，因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趨勢。再則元朝一切作為被忽必烈一手壟斷，他的后人只能隨著他的規劃，很少有所調整。雖說如此，我們仍不能忘記這一切大致上還是地理環境所賜。馬鞍上馳騁自如的騎士借著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數在小塊土地上種田的農夫，卻缺乏組織上的技能，使兩方同時受益而前進，而彼此結合，卻又無法保存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來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風病糾纏，他從未在南方強熱的地區感到舒適。當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間都去上都(今察哈爾之多倫)避暑，極少間斷。以后的繼位者也因循著這春去秋還的辦法。然而傳統帝制，經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離大都(即北京，詳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辦法，皇位之繼承也因之發生了大問題。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時，皇位由孫子鐵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后26年之內，出現了8個皇帝。如同傳統一樣，新舊交替很少不生陰謀及宮闈之變，給人看來，情形極不穩定。隨著這八個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個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個皇帝，在明軍入大都時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國歷史里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繼承者所做唯一一樁不因襲朝代創始者規劃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復了中國傳統的科舉取士。自此之后，會試舉行過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構成中國式的文官組織。當考試時蒙古人及色目人另為一科，有不同的試牒，錄取的人員也不任重要職守，只在低層組織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國不少讀書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將才能向其他方面發展，寫刻本即是其中之一，從此元曲既包含著優雅的文句，又帶著日用俗語，更添上戲臺上技術名詞，使中國文學另開別徑，這也使中國之舞臺進入一段黃金時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階段，中國需要宏觀歷史愈為明顯。人類中常有很多事跡，其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不能從短淺的眼光窺測，即使當時人物所作的判斷，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過他們的人身經驗。或者這也是馬可·波羅筆下提及忽必烈時心頭帶著矛盾的原因。同樣的，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來，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時候，深帶著漢人民族主義的情緒，可是卻又將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廟內，與漢唐宋創業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朝代的隕落

經過這段蹉跎之后，萬歷之孫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個皇帝(他即位時緊接萬歷，因為第十四個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個月)，在位期間有一個“宦官獨裁者”魏忠賢出現。他用特務人員迫害文職官員，使各方憤怒。可是今日研究歷史的人將所有紀錄仔細檢討，只看出當時的官僚組織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鬧之中卻無一定的目標，也就不能自辭其咎。

萬歷時代還發生一些事沒有被人察覺。白銀由海外流入，使東南受益卻未及于西北，西北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邊防軍的津貼，才能維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國的銀兩總數也有限。例如張居正存積庫銀時立即引起通貨緊縮，重要的商品價格因之下跌。當明帝國用兵于東北，與滿洲人作戰時，朝代的資源重新安排，實陷西北區域于不利。我們不能忽視此中關系和以后流寇橫行于西北的影響，他們終使朝代傾覆。還有一點則是北京政府處在各種爭論而且僵化之際，全國各處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勢。

這些隱性因素必須與明朝覆亡的顯著因素相提并論，例如萬歷的懶惰與奢侈。而最值得注意的：此時缺乏任何值得振奮的因素。張居正身后被謫，等于昭告中外明朝已無從改革。

玩世不恭的萬歷無法逃脫應有的后果。公元1619年4月，去他死期不遠，他的10萬大軍在今日東北被日后廟號稱清太祖的努爾哈赤擊破，后者最多亦不過率兵6萬，卻膽敢以騎兵向擁有火器的明軍沖鋒。現存的文件證實，清朝的創始人將明朝之天命奪取過來之前，已看清對方的各種弱點。

努爾哈赤自己將于下一次的戰役中殞身，萬歷皇帝朱翊鈞的生命尚有一年有余。他的皇位終于傳給他不愿由之接替的兒子。一個月后他的一個孫子又接替為繼承人，也在位不過7年。另外一個孫子再接替而在位17年，終于在朝代覆亡時自縊殉國。可是自1619年戰敗，朝代的命運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紀只有令人感到頹喪。戰場上一時的勝敗不足以左右一個基本方向：明帝國今后要兩面受敵，西北有農民暴動的流寇，東北有滿洲的騎兵，而帝國的財政資源大致在南方，無從有效動員利用，去支持這兩面的戰爭。最后，亦即第16個皇帝朱由檢，為人急躁而帶不妥協的性格，只向各方表現出命中注定他輪上了一個悲劇性格的角色，卻又罄其所有地掙扎，結果，成為一段實足道地的悲劇。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對宋戰爭采取一種大迂回的戰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勢貫穿至越南，次期的戰斗指向襄陽樊城，圍城之戰即歷經4年多的時間，從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這隔漢水對峙的雙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實質上困難，他的軍隊一路順著長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個重要的宰相為賈似道，他是一個雍容大度而顯有心計的人物，可是他既無力作戰，也缺乏實力講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態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終階段，軍需問題惡化，因為抽稅與印鈔兩種辦法都已用到極端，賈最后采取了一個方法，即由政府強迫購買民間私田，所收購的以每戶超過200畝至300畝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實行的地區在長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處既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確實掌握，所付代價只需少數現金，其他雜以各種不同的價券，這恐怕與征用沒收區別不大。雖說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購田的計劃仍如案完成。

而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撐持了約12年。但最后賈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沒有反應。在1275年他親往長江督師，因戰局不利被撤職，最后被謀殺。次年元軍入臨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師與宋之水師交戰于廣東崖山海上，此時宋主為一個幼童，因戰局不利由臣下背負跳海而死。所以趙宋王朝亡于公元1279年。當時人多不明了技術上復雜之處，也有人對賈似道盡極口誅筆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險及政策錯誤的后果。賈似道確曾在主持國計時有支吾之處，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軍后撤，忽必烈北返籌措選舉大可汗事。賈似道在此時虛張聲勢宣稱宋軍大勝而居功。傳統的歷史家借著這錯誤和其他小事指斥他為奸臣。其次，其為人可鄙之處，也被提出。賈似道年輕時喜歡享樂，不時在西湖上張燈設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燈燭輝煌，便說，看來賈似道必在瀟灑自如。事實上也果真如此，不過這是他被派任為中國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職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