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開始時，對于劉備來說，已經建立了以關羽、張飛為核心的兄弟圈子，五虎上將在趙云迅速加入后已經得其三。然而這個強大的軍事核心組合除了對黃巾軍有不少勝利，在面對董卓、呂布和曹操等軍事集團時，卻是敗多勝少。

然而在赤壁及至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諸葛亮運用最多的卻不是關羽、張飛，而是趙云。前往拜風臺帶趙云，是看中他武藝超群帶來的威懾力；選派陪同劉備去東吳相親，是因為趙云謹慎小心，能依計行事；就連最后從孫夫人那里奪回阿斗，諸葛亮還是用了趙云，因為他原則性強，不怕得罪人。

諸葛亮多用趙云，一方面是趙云不計較得失，樂于服從安排，又才華橫溢。另一方面，盡管劉備多聽從諸葛亮建議，但畢竟眾人是效忠劉備。尤其在劉備的核心團隊中，張飛雖然敬重士人，非常尊重諸葛亮，但關羽卻自視甚高，并不容易輕易調遣。在劉備為數不多的大將中，諸葛亮能夠自如調動的大將，其實只有趙云。

但即便是諸葛亮，同樣未在劉備面前極力提攜趙云。當龐統嫌官小而抱怨，諸葛亮馬上向劉備反映，劉備立刻將其升官。但趙云一則從無埋怨，諸葛亮也從不主動進言提攜。這位名將直到70歲時仍得自告奮勇，請求隨諸葛亮一出祁山北伐，沖殺在作戰第一線。

在孟達被殺、街亭已失的頹敗局面中，趙云再次被任命斷后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他不但圓滿完成任務，還不損失一兵一卒。可嘆他一生追隨劉備，卻從未有機會獨當一方。在三國中人才最為匱乏的蜀國，這是趙云的悲劇，何嘗不是劉備的失誤。但諸葛亮卻為何不置一詞？

從荊州之失看諸葛亮的用人環境

荊州是諸葛亮為劉備制定奪取西川，此后進軍中原的最重要戰略要地，按理說必須由一員集文韜武略，忠誠謹慎，并充滿政治外交智慧和大局觀念于一身的大將鎮守。在人才相對匱乏的劉備集團，其實僅有關羽、趙云兩個選擇。關羽雖然武藝超群，但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缺乏政治智慧。

當馬超歸順劉備后，已經在荊州鎮守的關羽聽說劉備夸贊馬超，竟然致信劉備，要和從未謀面的馬超“單挑”。這不但是可笑的匹夫之勇，更將國家大事視同兒戲。顯然，關羽其實是向劉備索要地位上的認可，這也是他立足劉備集團的根本。

諸葛亮在自己提出的《隆中對》上，已指出劉備集團發展的核心基石在荊州。但在劉備邀其入川，讓其“自量才委用”時，卻錯把荊州守將的任命交付給了關羽。對于這個托付，已經顯示出諸葛亮雖然謀略過人，但在識人和用人方面比劉備遜色許多。劉備只是讓關平托書，諸葛亮的過多思考，認為劉備是暗示讓關羽留守。諸葛亮如此考量，多數與他的地位有關系。

諸葛亮在托付關羽后，一聽云長“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的口氣，已經意識到關羽在治理荊州的認識上有問題。然而此時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只得明示關羽以正確的戰略。然而任何戰略都要量才而用。諸葛亮明知關羽性如烈火，為人剛愎，并不適于在荊州這個三國對峙的風口浪尖，但終于還是沒有改變主意。荊州之失，諸葛亮其實要負主要的用人責任。

諸葛亮用人的局限性

深刻的戰略洞察力、高超的外交能力，未能彌補諸葛亮在識人用人方面的欠缺。從人才的吸納和培養上，劉備時代雖然已經面臨人才缺失，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先衰亡的一方，人才最為匱乏是其主要原因。但這人才匱乏的背后絕不僅僅是荊州之失，白帝城劉備托孤之后，諸葛亮再未建立起有局面的人才隊伍，才是蜀國頹敗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劉備和曹操善用權術，甚至無所不用其極，那么諸葛亮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劉備對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評價，諸葛亮并沒有放在心上。其實馬謖才華橫溢，在七擒孟獲戰爭中定下關鍵謀略，并非不可大用。但他只是優秀的參謀人才，并不適合去前線獨當一面。

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同樣注定了他不可能成為開拓性的統帥人物，也不可能信任和重用類似的人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待魏延的態度。

僅僅因魏延是降將，諸葛亮便斥責其品行，“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按這個標準，向劉備獻地圖的張松當是最大的不仁不義。若諸葛亮是劉備，哪有接納地圖，奪取西川的可能？又哪能容黃忠、馬超等一干降將？

劉備晚年重用富于冒險精神的大將魏延，一生參與平定四川，奪取漢中，七擒孟獲，北伐中原。但這一切功績和忠誠都未改變諸葛亮對他的成見，甚至在退兵時錯誤任用楊儀這樣的小人，激發內訌，殺死魏延，導演出蜀國后期最大的冤案和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