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五回講到曹操“發矯詔諸鎮”號召天下興義師討伐董卓，“檄文去后，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忽啦啦就17支人馬：

“第一鎮，后將軍、南陽太守袁術;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第三鎮，豫州刺史孔伷;第四鎮，兗州刺史劉岱;第五鎮，河內郡太守王匡;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第七鎮，東郡太守喬瑁;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第九鎮，濟北相鮑信;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楊;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加上曹操自己一共是18路，大家兵力“多少不等，有三萬者，至有一二萬者”，如果按這個推算其總兵力應該在30萬人左右了，“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

30萬大軍，里面有曹操、袁紹、公孫瓚、孫堅、馬騰、陶謙這些猛人，還有在他們手下效力的劉備、關羽、張飛、趙云、馬超這些虎將，共同對付一個董卓肯定不在話下，然而這么熱鬧的局面竟然沒過多久就曲終人散了。

原因是什么呢？演義和史書給出的答案基本上一致，那就是關東聯軍心不齊，大家各懷私心，都不愿意沖在前面，結果被董卓各個擊破了，如果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滅董卓不在話下。

但真實的情況未必如此，即使當時大家心很齊，不發生內訌，就一定能消滅董卓嗎？這倒未必。

據《三國志》等史書的記載，所謂“十八路諸侯”其實并沒有那么多，算起來大概只有11路，分別是：后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郡太守袁紹、陳留郡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郡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代理奮武將軍曹操。

他們的職務多是刺史、太守，是地方上的行政官，按照漢朝制度，“州郡不典兵”，他們都沒有軍權，袁術雖然有后將軍的頭銜，但本也是虛職，此時又已被董卓控制的朝廷免了職，根本不掌握軍隊，曹操的代理奮武將軍一職也是袁紹遙拜的，不合法。

而且這些刺史、太守大都是不久前何進、袁紹為在地方奪權而任命的官員，任職時間稍長些的韓馥到任也頂多一年多，其他人多是幾個月，他們雖然有朝廷頒發的委任詔書，但在豪強大族左右地方政局的漢末時期，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這些刺史、太守為參加會盟都帶來了一些人馬，《三國志》說“眾各數萬”，這個說法比演義還夸張，像張超、袁遺、孔伷這些人手里如果真有“數萬”人，那就是陶謙、公孫瓚一級的角色了，他們充其量只有幾千人，“眾各數萬”一句應該當“眾數萬”理解，指的是酸棗諸軍的總數。曹操后來在酸棗看到“諸軍兵十余萬”也略有夸張，或者是把各支人馬負責后勤保障運輸的人數都計算進去的結果。

更要命的是這些人馬都是臨時召募的新兵，缺乏訓練，曹操在已吾募兵一下子就召來了數千人，也根本來不及訓練，讓這些人上戰場與強悍的涼州軍正面交鋒只能是送死。長沙郡太守孫堅是個老牌軍人，很有軍事才干，手下的人馬戰斗力也最強，但他是后來參加討董的，關東聯軍會盟時并沒有主動聯絡他。

另外，聯軍在酸棗會盟的時間是初平元年(190年)正月，這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突然有許多人馬聚集在一塊，軍糧供應就是個難題，由于聯軍首領大多缺乏自身積累，大部分人只能靠作為“東道主”的冀州刺史韓馥、陳留郡太守張邈提供后勤供應，他們二人顯然也沒有這么大的能力。

也就是說，面對總兵力10萬左右、以騎兵為主且久經戰陣的涼州軍，關東聯軍不僅在素質、裝備和后勤上沒法比，就連數量上也不占明顯優勢，涼州軍在守、關東聯軍在攻，攻守之勢也有利于涼州軍。

這就是劉岱、張邈、張超、橋瑁等人每天“置酒高會”、“莫肯先進”的原因，不是他們成心?；^，而是他們知道根本打不過。曹操在《嵩里行》中寫“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但當他聯合鮑信率先出擊汴水時，卻被徐榮殺得一敗涂地，上萬人馬幾乎全軍覆沒，應該此時的曹操沒有張邈等人清醒和明智。

當時真正的實力派是徐州的陶謙、幽州的劉虞和公孫瓚、遼西的公孫度、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焉，他們都手握重兵，倒是“眾各數萬”，占的地盤也都很大，他們如果一塊參加會盟，董卓恐怕連放手一拼的信心都沒有了，沒準會乖乖退回涼州去。

他們雖然沒有公開反對關東聯軍，但也沒有參加會盟，他們仍然尊崇洛陽的天子，表明他們事實上在給董卓站臺。他們的態度之所以與袁紹等人不同，是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定實力，是既得利益者，對他們來說保住已得到的利益比冒險更明智。

雖然號稱有“十八路”之多，雖然英雄如虎、猛將如林，但實力遠不如人，真正的實力派也沒有來參加，這才是“十八路諸侯討董卓”失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