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爾哈赤與清太宗皇太極在統一女真(滿洲)諸部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特殊政權組織形式，有著兵農合一、軍政合一的顯著特點。入關后，為加強八旗的軍事職能，鞏固八旗制度的經濟基礎，清廷對作為國家統治軍事基礎的八旗成員采取了“恩養”的措施，建立了一套以官缺、旗地和月餉為三大支柱的互補性特權經濟模式。

在政治上，順治初年，清朝統治者強調八旗是“國之根本”，將其作為維護和加強統治的重要支柱看待。為確保八旗統治的鞏固和穩定，清廷采取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官缺制度”，即在政權結構內按民族成分把各種官職定為“缺”，根據官員的身份和資格以“官”補“缺”。清朝自定鼎北京，中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到乾隆中期才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官缺制度。這套制度是一種固定化的官位占有，不僅在統治集團內部進行權利的分配，同時也保障了核心統治集團的利益。現僅以中央六部各司的所屬官缺為例：

在經濟上，清廷為避免八旗甲兵因分心生計勞作而降低戰斗力，在人關之初就對八旗制度加以變革，在保持軍隊戰斗力的同時，剔除了八旗制度中原本包含的生產性因素，進而通過圈占、投充和撥補等方式，在北京周圍和盛京附近劃出大量土地作為八旗兵丁的份地，即所謂“旗地”。旗地主要分布在關外和直隸地區，在八旗內部按照功勛和官職等級進行分配。八旗兵丁的份地為每丁五晌(一晌約六畝)，“一壯丁子田三十畝，以其所人為馬芻菽之費”。份地制度由清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未有大的變化。

僅就畿輔地區而言，經過順治二年至三年、四年至十年、康熙三年至八年三次大規模的圈地，畿輔土地被占十七萬余頃，約占康熙八年全國耕地面積五百四十三余萬頃的1/32。各地駐防八旗圈占的旗地具體數目已無從查考，但從個別地區的數字上仍可略窺全貌，太原有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又四畝、德州有四千三百八十五晌、西安有兩百八十晌、寧夏有兩千六百畝，雖然總體看來駐防圈地規模較小，但駐防各省似乎均有存在。

清廷在圈占旗地的基礎上建立了為數眾多的皇莊、王莊、官莊、八旗兵丁莊田，希望借此保證對滿洲貴族和八旗將士的日常供應。八旗兵丁在獲得土地后，大多依靠戶下家奴從事份地上的耕種。旗人無須親身耕作狩獵，僅按時收取土地上的收獲物，就可以從劃歸自己名下的旗地中定期定額取得收益。

除旗地收入以外，披甲當兵的旗人，由清廷按月發給—定數量的銀和米，稱之為“月餉”和“年米”。“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核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且于京城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于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

通過上述“恩養”措施，被稱為“旗民”的八旗成員在人關初期的生活可以稱得上是豐衣足食。然而，隨著人口的繁衍和奢靡之風日盛等原因，自康熙朝開始旗人的生計問題變得日益嚴重，并逐漸發展成為有清一代的一大痼疾。為維護統治基礎和政權支柱，康熙及雍正二帝都曾費盡心機地試圖維護和振興八旗制度，并先后采取了如擴大兵額、增加和賞賜糧餉、回贖旗地、京旗回屯等一系列措施，以謀求八旗生計問題的徹底解決，但多勞而無功。乾隆帝即位后做出了一項似乎能從根本上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辦法一漢軍出旗，即在保證清朝核心武裝力量—滿洲和蒙古八旗的編制與待遇穩定的前提下，將人關前后投奔和收編的八旗漢軍有選擇性地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為民，所余兵額交由滿洲與蒙古八旗頂補。清廷認為如此一來，應當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作為八旗核心的滿蒙官兵的生計問題。

二、八旗漢軍出旗標準的設定與出旗人員差異性分析

漢軍出旗為民是指具有正身旗人資格的八旗漢軍成員豁除旗籍，出旗編入州縣民籍。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乾隆帝明令在京八旗漢軍人員，“除從龍人員子孫，其余各項人等，如有改歸原籍者，準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愿改人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準其前往入籍居住”。這就是著名的八旗漢軍“出旗為民令”。就當時清廷對漢軍出旗所下達的一系列上諭和出旗人員的實際狀況而言，出旗政策的實施是由少量到大量，由自愿到強制，由試探到逐漸形成標準的一個漸進性過程。而“出旗標準”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昭示著統治者的基本政策傾向與實質。

(一)京畿禁旅八旗漢軍與駐防漢軍的出旗標準

八旗漢軍出旗首先是以京畿禁旅八旗為主要出旗對象的。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帝諭令“將京城八旗漢軍人等聽其散處，愿為民者準其為民”。為此，清廷作出了一些限制和規定：首先，不允許人關以前已經編入八旗漢軍人員的后代出旗為民;其次，明確規定八旗漢軍中“文職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職自守備等官以上，俱不準改歸民籍”。此次八旗漢軍出旗的范圍局限于駐防在北京附近的禁旅八旗，且采取明確范圍，自愿出旗的原則。由于較多限制的存在以及八旗兵丁入關日久，銳氣耗盡，貪圖北京安逸生活等原因，第一次以禁旅八旗漢軍為試點的出旗政策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以定例太拘，故出者寥寥”。至乾隆八年四月，“漢軍出旗為民，查現在情愿為民者一千三百九十六人”。因為京旗響應者寥寥，生計壓力又日益嚴重，清廷于是決議改弦更張，將出旗減負的重點放在各直省，著手辦理駐防漢軍旗人的出旗事宜。

從乾隆十九年開始，大致至乾隆四十五年，清廷以駐防八旗漢軍為主要對象，開始了新一輪的八旗駐防漢軍的出旗高潮。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清廷宣布允許駐防八旗漢軍人員出旗。乾隆帝首先命令福建總督喀爾吉善會同福州將軍新柱(鑄)，將福州駐防八旗漢軍人等“亦照京城漢軍之例，各聽其散處經營”。是年七月，出旗范圍又陸續擴大到京口、杭州、廣州等地的駐防漢軍。為了妥善處理善后事宜，乾隆帝又進一步規定“當地綠營缺出，即將出旗漢軍頂補”，漢軍“所出之缺，即將京城滿洲兵派往頂補”。這樣“則京城滿洲既得疏通而本處漢軍等于生計之道亦得自由，誠為兩便”。

同時，為了加大八旗漢軍的出旗數量，乾隆帝不再堅持京旗出旗時設定的諸多限制，放寬對出旗人員的約束并給予了諸多補償措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諭令：“八旗漢軍年老殘疾不能當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養者，俱令為民。其閑散人等，無以養贍，依靠親屬者，亦令出旗為民。至于領種官地之人，久在各州縣種地，業屬各州縣管束，應即令其就近為民。”乾隆二十七年議準，“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靠之處，任其隨便散處。愿為民者聽。

又議準，漢軍內六品以下現任官員、并一應候補候選告退革退文武官員及兵丁閑散人等，有情愿改人民籍者，呈明報部后，該旗造具家口清冊咨部。由部轉行各該省州縣，收入民籍”，“漢軍請人民籍者。本支家口一體改入”。由于清廷對漢軍出旗為民政策的調整和完善，對駐防漢軍在地域和身份上的限制越來越趨于寬泛。表面看來，八旗漢軍在面臨生計壓力時被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擺脫旗人的人身束縛及從事自由職業的選擇上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自主權，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簡單。

由于各駐防地的具體情況不同，漢軍的出旗大致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漢軍出旗與駐防減額同時進行，不另派滿洲兵丁補額。江南社會的長期穩定，使得京口、杭州軍事駐防的意義逐漸消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將京口將軍裁撤，僅留一名副都統駐鎮江，歸江寧將軍管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將駐防京口的漢軍領催、馬甲、步甲共3000名以及炮甲、匠役等悉行裁汰，并更定官兵額數。在同一年，清廷將杭州駐防四旗漢軍馬甲、步甲、炮甲、鐵匠等共1900名裁撤，并裁漢軍副都統一人。另一種做法是在漢軍出旗后，由京師或其他地區調撥滿兵頂補。出旗漢軍轉為民籍，其中能披甲者有相當一部分轉入綠營。福州、廣州、西安是軍事要地，福州、廣州原由漢軍單駐。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州原設四旗漢軍官兵悉令出旗改補綠營。乾隆二十年(1755年)，廣州漢軍出旗，但最終只裁撤了半數：漢軍3000人中，有領催80人、馬甲1420人出旗為民。

所遺留的缺額由京師選派滿洲八旗補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綏遠駐防“漢軍二千一百一十七名，悉全出旗，分撥直隸、山西兩省，改補綠旗營”。西安是清王朝在西北的軍事要樞和穩定新疆的戰略大后方，駐防兵丁大多曾浴血疆場，戰功卓著。因此。清廷對西安駐防漢軍的出旗表現得十分謹慎，出旗花費的時間也較長。早在“乾隆二十一年和二十五年兩年，清查(西安)各旗分應行出旗為民戶口，至今六年間，出缺裁汰官兵二百五十余員名”。乾隆二十八年再次“令漢軍一千余陸續出旗，分別改補綠旗營”。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裁西安駐防漢軍馬步甲二千三百名，炮甲二十四名，弓匠八名，改充綠旗營兵。增設滿洲、蒙古馬甲一千二百名，步甲一百名，由京師八旗滿洲、蒙古內揀選派往”。

總之，截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各直省駐防中，除廣州駐防因滿人旗兵難以勝任水師，故只裁減一半員額，改為滿漢協同駐防外，其余各省的駐防漢軍已基本出旗分流。

(二)降清時間先后及歸降后的功績多寡

是否為清初從龍入關的老遼東漢人是八旗漢軍出旗的又一項重要衡量標準。如上文所述，發自乾隆七年的第一道漢軍出旗上諭中明確提到：“八旗漢軍，其初本系漢人。有從龍人關者，有定鼎后投誠者，有緣罪人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有內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并隨母姻親等類先后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勛，毋庸另議更張。其余各項民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于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情愿改歸原籍者，準其該處人民一例編入保甲。

有情愿外省居住者，準其前往居住。此內如有世職，仍令許其承襲，不愿出旗者聽之。”此段上諭包含了三重含義，首先，漢軍原本就是漢人，出旗后應與漢人一體對待;其次，清初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要區別對待，免其出旗;最后，漢軍的出旗完全出于自愿。此上諭發出后，清廷又加以規范，“前降諭旨……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應星請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由此可見，在漢軍出旗伊始，由于漢軍中上層的手中握有較大的權力，更不必為生計擔憂，因此多不愿出旗，反而是眾多真正需要照顧的底層漢軍甲兵大量出旗，陷于孤苦無依的境地。也就造成了“有力愿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之后，無以為生”的局面。

八旗漢軍的編組是隨著與明王朝的戰爭逐步升級，并在大量降附漢人的加入下不斷得到擴充。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由于松錦之戰后，降俘的人眾甚多，時機也已成熟，清太宗皇太極將原有漢軍四旗加以擴充，編成八旗漢軍。史載：“設烏真超哈八旗。”旗色、官制均與八旗滿洲相同。八旗漢軍編成時，有兵“兩萬四千五十”。八旗漢軍所轄佐領，崇德末年共有157個，又半分佐領5個;入關后陸續將降附漢人及三藩上層人員編為佐領，順治年間凈增47個，又在兩個半分佐領中增加人丁編為整佐領。順治十五年(1658年)，共有漢軍佐領206個，又半分佐領三個。

康熙朝，因大量三藩余部的加入，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漢軍佐領又增至258個，又半分佐領一個。雍正末年八旗漢軍佐領增至270個。結合入關前后的漢軍佐領數目可知，八旗漢軍約有113個佐領是在人關以后編成的，這些佐領成員多是投降的明軍殘部和農民軍余部。史載：順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以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等招降公、侯、伯、總兵、副將等官三百七十四員，撥入八旗”。

第二年四月，又“分隸投誠官于八旗，編為牛錄(佐領)”。此外，據《清史列傳》記載，劉芳名、李國英、許定國、馬得功、田雄、白廣恩等明朝降將，均先后編人了八旗漢軍。這些由人關后歸降人員編成的漢軍佐領或拱衛京師或駐防各地。查《欽定八旗通志·旗分志》，在乾隆年間漢軍出旗過程中，禁旅八旗中僅裁減歸降漢人組成的佐領半個，即由臺灣劉國軒與鄭氏族人合編的正紅旗第五參領第一佐領。其中原因，主要是大量入關后新編成的漢軍佐領，是以駐防的形式駐扎在各地。

除上述從龍入關人員以及入關后的歸附者外，考察八旗漢軍還必須要關注這支軍隊中的一股特殊勢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三順王及續順公”所部人員的編制變化。所謂“三順王”及“續順公”，是指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崇德年間先后降附清朝后金的明朝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沈志祥。孔、耿、尚三王與續順公沈志祥及其親族雖在清初就已編人八旗漢軍，但其所部并未隸屬于八旗漢軍，只是在編制、待遇等方面與八旗漢軍相似。三王、續順公以及后降的吳三桂所領舊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綠營的一種特殊的軍事編制。這是清初統治者對降兵降將實施籠絡和利用獨特政策的結果。直到“三藩之亂”后，他們所隸舊部以及三王、續順公的后代子孫才被歸入八旗。這也是康熙朝八旗漢軍佐領數有較大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里重點討論的是在三藩之亂后被編入八旗漢軍的所謂“叛逆”，在乾隆朝八旗漢軍大規模出旗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康熙帝平定“三藩”叛亂后，吳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脅者外，悉發邊遠充軍，以罪人待之，不編入旗岫。此外尚有余存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殘部，因為實力已受到極大的削弱，“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至此，三順王、續順公的余部才完全被編入漢軍。三順王和續順公沈志祥本人及親族分別整編的八旗漢軍佐領，入旗較早，而且在漢軍出旗過程中基本保持穩定。

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壯丁，分為五個佐領，隸鑲黃旗漢軍旗下”。考諸《欽定八旗通志-旗份志》，尚氏所領有的五佐領在乾隆六十年仍然存在，而其他三王所屬佐領也并未削減，這就說明在八旗漢軍裁減的過程中，由三順王和續順公沈志祥本人及親族編成的佐領似乎并未受到波及。至于原隸屬藩下的普通士兵在被編人各地駐防漢軍后，在乾隆裁減漢軍過程中并未受到優待，與駐防各地的八旗漢軍一同出旗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