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知道，岳飛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軍事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岳飛還是個大地主，同時他還做過一段時間的開發商。為什么說岳飛是大地主呢？因為岳飛活著的時候，在江西九江(過去叫江州，是岳飛家屬在北宋滅亡后的長期定居地)擁有“田七頃八十八畝一角一步，地一十一頃九十六畝三角”(岳飛嫡孫岳珂編寫的《鄂國金佗稡編》續編卷13《戶部復田宅符》)。一“頃”是100畝，一“角”是1/4畝，一“步”則是1/240畝。把上述面積單位全部換成“畝”的話，等于水田788.25畝、旱地1196.75畝，兩者相加，岳飛共有1985畝土地。需要說明的是，南宋江南畝積很大，一畝相當于現在1.2畝，岳飛的1985畝地，在今天實際上是2300多畝。

岳飛是高級將領，身兼數職，既是“神武副軍都統制”，又是“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同時還是“潭州知府”，掌管著近兩個省的軍事防衛和部分民政，權力和待遇都是很高的。俗話說，一人有福，帶挈一屋。岳飛位高權重，其家屬也就基本擺脫了農耕生活，2300多畝土地是用不著他們耕種的(即使他們愿意耕種，也耕種不完)，所以岳飛就把大部分田地租給佃戶，每年收租上萬斗(參見岳珂《愧剡錄》卷15《祖宗田米直》)。按宋朝慣例，“勢家名田，以千畝為限”，一戶人家能擁有千畝土地，就已經是很驚人的“勢家”了，岳飛一家光對外出租的土地就遠在千畝以上，所以稱他為大地主是決不為過的。

現在一說“大地主”，往往帶有貶義，似乎他們都喜歡掠奪和剝削，都像黃世仁一樣富而不仁，其實不然，以岳飛這個地主為例，他的財產來源就非常清白，一部分來自豐厚的薪水，一部分來自商業經營。

先說薪水。宋朝實行高薪養廉，越是級別高的官員，薪水越是驚人的豐厚，到了南宋初年，朝廷一方面要抵抗金兵的進攻，一方面還要應付農民的暴動，為了保證武將們不至于陣前反水，給各大將領的待遇更是高得嚇人。岳飛每月除有200貫的基本工資外，還有“添支錢”(崗位津貼)、“公使錢”(特別費)、“薪炭錢”(取暖費)、“餐錢”(伙食費)、“月糧”(糧食補貼)、“職田”(政府劃撥給官員，可以直接收租以補充俸祿的耕地)等補貼，所有薪水加起來，每月在6000貫以上。當時江南米價3貫一石(參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9《紹興二年十月》)，按宋朝一石米重50公斤計算，一貫的購買力至少相當于現在80塊錢，岳飛每月工資加福利6000貫以上，折合人民幣約48萬元！

再說商業經營。紹興十年，岳飛在九江市中心“造到房廊三十八間，每日收到賃屋錢一貫四百三十文”(《宋會要輯稿》)。“房廊”指臨街的商鋪，“賃屋錢”就是房租。也就是說，岳飛開發了38間商鋪，他把這些商鋪租出去，平均每天有1430文的租金收入。

前面說過，岳飛擁有兩千多畝耕地，并將其中大半租給佃戶耕種，每年收租上萬斗，這其實也是一種經營之道，而且是古代中國士大夫們最常采用的經營之道。眾所周知，古代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社會，國民無論貧富貴賤，對土地都有強烈的感情，絕大多數朝代的絕大多數人，都把農耕視為民本，都把耕地視為是風險最小以及營利最持久的投資品。可以這樣說，從戰國到五代十國，甚至到了宋元明清四代，官員發了財之后，一般都會回鄉買田，希望用細水長流的租米來養活自己和兒孫，從此過上不勞而獲的安逸日子。包括商人也是如此，絕大多數商人在商業上成功之后，不是想法擴大經營規模，而是把錢投資到買官和買田上去。

但是到了宋朝，情形變了，一部分頭腦靈活的官員、士紳和富商更樂意于把資金投在房地產領域，通過開發商鋪然后出租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回報。北宋大臣蔡襄曾經說過：“昔年從商者，莫不避人為之，今諸王邸多置產市井，日取其資。”意思就是說，過去達官顯貴不愿經商，即使偶爾做點兒生意，也怕人笑話，都是偷偷摸摸地進行，現在連王爺們都在搞房地產，每天收房租過日子。由此可見，岳飛開發商鋪并非個案，他并沒有領先宋朝大臣從事房產開發的潮流，只是跟風罷了。宋朝人之所以愿意用房產開發的新型投資方式代替買田取租的傳統投資方式，主要是因為時代變了，商品經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發達，大城市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稠密，以至于住房供不應求，商鋪供不應求，房地產的投資回報率遠遠超過了其他投資，高額的利潤把落后的觀念砸得碎了一地。

岳飛在九江開發商鋪的時候，也正是宋朝房地產市場最為火爆的時期。那時候，北宋剛剛滅亡，大批難民被金兵的狼牙棒驅趕著，從中原腹地逃到長江以南，分別在南京、杭州、紹興、寧波、武漢、長沙等地落腳，使這些城市的人口和游資突然暴增，短時間內出現了異常的繁榮景象。廣大新移民迫切需要住房，各地坐商也迫切需要擴大營業面積，于是“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軍前諸司，駢置鋪席”(趙彥衛《云麓漫鈔》卷4)，住宅和商鋪紛紛涌現，房產開發出現井噴。在商業經營上，岳飛算是趕上了好時代，遺憾的是他沒有趕上政治上的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