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民意表達方式。古史記載，堯舜時，朝前樹立旌幡，民眾對政務有所建言，都可來旌下陳述;各交通要道都豎立“謗木”，讓大家在上面書寫情況，反映對施政者的批評。到了西周，謗木古制依舊，又添了路鼓與肺石。有冤無門者擊鼓申訴，可將冤情直達于上;另在朝門外掛一塊形狀如肺的石頭，凡“窮民”“孤獨老幼”等弱勢者有申訴，可以到肺石下投訴。

兩者后來慢慢演變成登聞鼓制度——“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譬如漢代，將登聞鼓懸掛在宮門口的公車署里，《漢書》記載：“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這種繞過層層政府機構而直達最高當局的直訴制度，是中國古代一種“民告官”的重要渠道，即我們現在所說的“越級上訪”。宋代直訴制度不斷完善，設立了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來處理“越級上訪”，類似于現在的信訪辦，接待上訪群眾，處理上訪事務，不得截訪，不得代看進狀，必須呈大內，由皇帝直接審閱。

此外，古代的“越級上訪”還有詣闕和攔輿。詣闕亦稱叩閽，即直接向最高當局請愿投訴。如漢代齊太倉令淳于公犯了罪，朝廷把他押解到長安拘禁起來。太倉令生了五個女兒，沒有兒子，臨行時悲傷地說：生女兒無用，關鍵時候幫不上忙。他最小的女兒緹縈聽了，隨父進京，上書天子，說害怕父親受肉刑，愿以自己入官府為奴婢，來抵償父親之刑。漢文帝憐憫緹縈的孝心，廢除肉刑。緹縈的這次“越級上訪”，可謂功德無量。

攔輿，亦稱遮道、邀車駕，也是直接訴諸最高當局。西漢初，劉邦征伐英布回京，關中民眾紛紛遮道擋駕，投訴相國蕭何以廉價強買田宅數千萬，劉邦將訴狀全部收下，回宮后當面交給蕭何，要他親自向民眾謝罪。

這三種“越級上訪”的方式固然好，但全國這么多百姓，哪怕只有極少部分越級上訪，皇帝一件件處理起來也吃不消。清代道光皇帝剛繼位時，面對紛至沓來的越級上訪，就曾抱怨說：“現在來京申告的人絡繹不絕，朕不可能都派大員查辦，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撫處理，待奏報結果。”越級上訪大多被打了回去——其結果可想而知，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當地官員敷衍以對，老百姓的聲音到達皇帝那里也作用有限。

有些朝代確實也限制越級上訪，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議》規定，普通民眾如果想去擊打登聞鼓，必需經過以下程序：由縣經州，達于三司，如不服，聽上表;如不理，方可詣登聞鼓院而邀車駕。這其實就是明確規定，不受理越級上訪，如果不按照此程序上訪，就構成了“越訴”之罪。

不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似乎是個特例。這個放牛娃出身的窮孩子，奪得天下后，非常看重來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們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敗搞垮。他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里苦口婆心地對官員說：朕設立地方各級官員，本是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這些官員，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與當地吏員、皂隸以及潑皮無賴一起殘害良民。

這等貪官污吏，若不懲處，民何以堪！為了防止官吏貪污腐敗、殘害良民，他編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貪簡要錄》，幫官員算經濟賬：譬如官員所得俸祿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畝產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以此向官員說明，爾祿爾俸，乃民脂民膏，當思來之不易，你們要本著良心做官，切不可貪贓枉法。

為了監督官吏，防止他們坑害百姓，朱元璋認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傳教育是不夠的，還要鼓勵“民告官”，鼓勵老百姓“越級上訪”。他在《大誥·民陳有司賢否》中說：“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聯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意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財，允許當地德高望重之人聯名赴京上訪;甚至對那些被同僚排擠、誣陷，實際上很清廉的官員，老百姓也可以集體進京上訪，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為了暢通越級上訪渠道，防止地方官員截訪，毆打上訪者或是把上訪者關“小黑屋”之類的事情發生，《大誥》中專門有“阻擋耆民赴京”條，說的是淳化鎮巡檢何添觀等刁難上京告狀的農民，索要錢財，結果被處以刖刑一事。以此警示地方官員，切不可阻撓打擊越級上訪者。老百姓控告貪官污吏，或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進京上訪，手持一本《大誥》，就可一路暢通無阻，各地均不敢攔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僅允許老百姓“越級上訪”，還允許“越級綁縛”。“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杰者”，將貪官污吏直接“綁縛赴京治罪”，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朱元璋在《大誥》中規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將禮房該吏拿來;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若舉保人材，擾害于民，將吏房該吏拿來;若勾補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里眾證明白，助被害之家將兵房該吏拿來;若造作科斂，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將工房該吏拿來。”其中清楚地規定了哪種情形可以將官吏“綁縛赴京治罪”，說明朱元璋是真心想嚴肅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過“越級上訪”和“越級綁縛”的辦法，給官吏以壓力恐懼，達到監督和規制官吏違法亂紀的事。為此，他還專門樹立了一個正面典型：常熟縣有個老實巴交的農民陳壽六，被縣吏顧瑛欺壓迫害，陳壽六與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縣吏，攜帶《大誥》赴京面奏。朱元璋對其賞賜有加，“賞鈔二十錠，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雜役三年。為了保護這個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陳壽六犯法，也不許地方處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審理。

朱元璋以為如此“落實政策”后，“不一年之間，貪官污吏盡化為賢矣”。卻不料出現了他意想不到的情況——民眾借機公報私仇，有的地方民眾“響應”號召，將衙門胥吏豪強綁縛起來，勒索其財物，還將其綁到京城去。有的地方非但沒有動靜，甚至還有惡吏欺虐良民，幾成禍害，卻鮮有人“越級上訪”或“越級綁縛”的。以至于朱元璋很納悶：老百姓“何不依《大誥》擒惡入京，一則受賞，二則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懼”？

其實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難，歷來是勝少敗多。官員尤其是胥吏，在當地都是“地頭蛇”，有著盤根錯節的關系，一般新任的官員都畏懼幾分，何況普通百姓。除非是大姓宗族，人力、財力雄厚，才敢越級上訪，甚至“旁入公門”。把有士兵保護的胥吏、官員抓走，綁縛京城，一般的貧苦百姓，哪里有這力量？就算現在響應皇帝的號召去上訪、去綁縛，也擔心被胥吏、官員秋后算賬。

其次，過去交通、通訊不發達，涉重山萬水去京城越級上訪或是將官吏綁縛上京，需要不少費用盤纏。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路途漫漫，雖說皇帝答應了不許各地阻撓，但所謂“官官相護”，難免想方設法刁難，普通百姓一想到種種困難，大約也要視之為畏途了。期待人人做陳壽六是不現實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盤落空盡在情理之中。

從根本上說，朱元璋鼓勵越級上訪、越級打擊，并不是真正要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而是將其視為治官的一種方法，鞏固朱家王朝的一種手段。其中很多做法本身已經逾越了法律，是“法外之法”，可能收一時之效，但注定不能解決官民之間的根本性矛盾。而且，我們看到，朱元璋在對待越級上訪、越級打擊時，主要對象是胥吏，而不是帝國的中堅官員，是觸及皮毛，而無傷筋骨的。

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無法克服的政治體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強朱家王朝的專制皇權統治，越是無法真正讓民眾監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為后來的帝王所采用，個中原因大約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