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78年，大明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年已半百的朱元璋將目光投向了家鄉(xiāng)鳳陽。坐鎮(zhèn)南京城金鑾殿的他，是一個政治人物，一個軍事人物，然而，當(dāng)他的目光投向故鄉(xiāng)時，這些政治軍事元素全部褪去，他全部身心還原成一個孩子，在故鄉(xiāng)面前，再偉大的人物，也永遠(yuǎn)只是一個孩子。朱元璋拿起鏡子，鏡子里出現(xiàn)一個孩子，卻是一個容顏蒼老，滿頭白發(fā)的孩子——“秉鑒窺形，但見蒼顏皓首”。

再也回不去當(dāng)年的故鄉(xiāng)了，他創(chuàng)建了明王朝，卻再也挽不回當(dāng)年的父母，當(dāng)年的兄弟，當(dāng)年的悲傷。五十歲了，故鄉(xiāng)久違，要為自己的青春和地下的親人寫一些什么呢？朱元璋在淚光朦朧中提起了筆，“淚筆以述”，寫下一篇《大明御制皇陵碑》，其實也相當(dāng)于一篇人生自白，文字上的人生寫真。

寫真人生：不炫耀輝煌只有苦難是最真實的。作為大明開國皇帝，富有四海的物質(zhì)，也富有四海的文化，豈會缺少大學(xué)士大才子，然而，這一次，朱元璋決定自己動筆。因為，他知道，只有他這個從故鄉(xiāng)的苦與痛中走出來的孩子，才能有效地與故鄉(xiāng)溝通，與逝去的親人交流，文人學(xué)士們過于精美的表述，反而形成溝通交流上的障礙。

正因為如此，在這篇紀(jì)念父母兄嫂的文字里，沒有“儒臣粉飾之文”，沒有所謂的天子降生，紅光滿屋的迷信記載，在死去的父母面前，還好意思講這些不著邊際，專門忽悠人的神話嗎？再怎么忽悠，也不能忽悠父母之邦。朱元璋筆下出現(xiàn)33年前故鄉(xiāng)的天空，沒有一丁點積雨云，卻飛滿了蝗蟲;又出現(xiàn)33年前故鄉(xiāng)的大地，被蝗蟲啃光了莊稼的大地，圍繞在朱元璋的周圍，朱元璋于是寫下：“農(nóng)業(yè)艱辛，朝夕彷徨。”這是人生寫真，是家世的寫真，朱家沒有任何神圣之處，也沒有任何神秘之處，它也要接受天災(zāi)的淘汰，也要投入殘酷的生存突圍戰(zhàn)，親人們一個個倒下了，朱元璋的父親，母親，大哥。生在故鄉(xiāng)的大地，死在故鄉(xiāng)的大地，卻不能葬在故鄉(xiāng)的大地，因為大地是“田主”的。

而“田主”對17歲的朱元璋“呼叱昂昂”，居高臨下地呵斥他。讀書不多的朱元璋，在這里引用了一句詩經(jīng)：“田主德不我顧”，即《碩鼠》里的“莫我肯德”，不肯對這個有著喪父喪母之痛的少年施舍一點恩德。這是個人形象的寫真：面對生存淘汰戰(zhàn)，當(dāng)初的他，毫無英雄本色，所能應(yīng)對的只是自己的本色：哭泣，“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

寫真的筆法，記錄了最原始的感恩心態(tài)：在小朱最無助時候，他也渴望別人施與一點點暖色調(diào)。就在無處可葬親人時，鄰居劉繼祖慷慨獻(xiàn)出尺寸之地，讓朱家老人能在故鄉(xiāng)的大地下棲身。“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劉繼祖的義舉讓朱元璋直接感受到故鄉(xiāng)大地的溫暖，朱元璋對這種溫暖，記住了一輩子，就在寫碑文這一年，洪武十一年，九月，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在寫真的文字里，英雄的選擇和一個普通鄉(xiāng)民沒有任何區(qū)別：逃荒，無助，“朝突炊煙而急進(jìn)，暮投古寺以趍蹌”，早晚奔波，朝著有炊煙的地方跋涉，向著有鐘聲的寺廟行進(jìn)，沒有任何豪情壯志，人生的理想，除了求生還是求生。此時的朱元璋，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會成為彼時的明太祖，朱元璋對少年歲月的回顧，純粹是寫真的筆法，而到了他兒子朱棣的筆下，少年朱元璋卻已與彼時的明太祖畫等號，在明成祖所撰寫的《御制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里，一戶普通農(nóng)家，成了“句容大族”，刪減了饑荒和困苦，朱元璋只剩下神的形象：“威儀天表，望之如神”。看到后者，真是出一身冷汗，感謝朱元璋在此前留下了一個最寫真的人生記錄，否則，后人只能看到坐在神壇上的朱元璋，而神壇上的，就是失真的。

在朱棣寫的《御制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里，父親朱元璋的人生理想從來就是確定的，與朱元璋相匹配的平臺，就是“天下”，和朱元璋相匹配的對應(yīng)物，就是“豪杰”——“及天下亂，豪杰相率來歸。乃焚香祝天，為民請命。”

而在朱元璋的寫真文字里，其心路則大相徑庭，他首先是一個不自信的孩子，“我何作為，百無所長。”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特長都沒有，投靠親戚，在世態(tài)炎涼的氛圍下，只能自取其辱;孤身走天下，只有影子才是最忠實的伴侶。這個孩子，對自己能否生存下去，都沒有足夠的信心，“我何作為，百無所長”，完全是一個沒有作任何準(zhǔn)備就被拋入社會的孩子，他連像樣的謀生特長都沒有，遑論率天下豪杰，扭轉(zhuǎn)乾坤？其次，他是一個充滿著惶恐感的孩子，生存物質(zhì)的匱乏，讓他“心驚若狂”;一路奔波，無依無靠，他哪里有心思讓天下豪杰來投奔，無非就是充滿了對已故父母的依戀和哀思——“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只是悲情地呼喚著：我父，我母，你們在哪里？對于飄零的身世，對于不確定的前程，他充滿了焦慮感和不確定感，如同沸騰的熱水——“身如飄蓬逐風(fēng)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更真實的是，他一度曾是一個不敢擁有理想的孩子。對于人生中第一次主動踏出來的一步，他也充滿了猶豫，甚至懦弱得不敢做出人生的選擇。朋友寫信勸他參加郭子興的起義軍，他的第一感覺是憂慮、恐懼，嚇得不行，不知如何籌劃——“既憂目懼，無可籌詳。”這個孩子的成長，更多是被生存逼出來的，他對人生前景的規(guī)劃，更多的是在痛苦地猶豫中做出來的。

在這些袒露心跡的寫真文字里，沒有豪情壯語，只有對親情的眷眷不舍，當(dāng)朱元璋能自己創(chuàng)業(yè)，帶領(lǐng)一支隊伍時，他的姐夫和外甥來投奔，他深情地寫到了外甥見到他這個舅舅，就好像見到死去的娘親，重聚的親人扯著他的衣服傾訴——“駙馬(姐夫)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dāng)。”朱元璋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在歷史大事之外，給我們留下了這么些人性的細(xì)節(jié)，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的孩子和他真實的心靈，更看到一代英雄的真實成長過程。也為明史的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資料。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閑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里，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rèn)為是諷刺他當(dāng)過和尚當(dāng)過“賊”，于是殺了徐一夔。謠言粉碎機：學(xué)者陳學(xué)霖考證的結(jié)果讓人大跌眼鏡，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志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其實，在這篇《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