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讓剩下的那些死心眼子見識見識我的厲害......因此，大明開國以來又一場大屠殺序幕，這種在歷朝歷代都極為罕見的規模的殉難現象，就這么上演了！追溯到，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打進南京城時，僅有25個“識時務”的建文朝大臣在兵部尚書茹瑺的帶領下，手舉降表出來迎接朱棣，朱棣很是惱怒：整個建文朝不少于600個大臣，卻僅有20來個投降，由于建文四年為壬午年，人們便將建文忠臣及其親人和支持者遭受的殺戮稱為“壬午殉難”，其中大約有100多個文臣學士被殺死。

在清軍打入北京時，崇禎朝殉節的大臣都寥寥無幾，遁跡拒降者也沒多少，而建文朝臣“在其任遁去者，463人”，但是按理說，異族的入侵更應受到正統觀念的排斥才對。若只是因為正統觀念作祟，是不能解釋為什么從建文到永樂文臣學士較少投降這一現象的。

那到底是何原因導致建文朝竟有如此多視死如歸的“憤青”呢？

第一，建文新政得人心，特別得到江南人民擁護

建文帝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是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他對大明帝國臣民推行了以寬仁為核心的新政。如洪武三十一年，剛剛上臺的建文帝就下令“省并州縣，革冗員”，僅過了一個月他又“詔行寬政，赦宥罪”，到了年底，再次“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鄉里”。建文元年，他又“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賑濟災民……”

一個皇帝登基后幾個月內，先后下詔四次減免天下賦稅，這樣的好皇帝很少見。建文帝在把朱元璋過猛的政策加以調整，讓老百姓不斷地得到實惠，這是他得人心的關鍵。相對于朱棣各種勞民傷財的大工程來講，沒有那么“雄偉氣魄”卻以寬仁治國的建文帝是在用雨露滋潤般的惠民政策，讓老百姓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與“皇恩”。均江、浙賦。建文二年，正值建文朝廷組織最大規模的北伐戰爭，當時集結了全國兵力50萬，籌集軍餉100萬石以上。要說正是用糧的時候，但建文帝還是做出了一項公平的惠民舉措，下詔平均江南田賦，建文帝惠政于民，特別是對江南的老百姓有莫大恩典。

儒家有句名言“得人心者的天下”，自有其道理存在，但若套在建文帝身上，反倒有些不合適了。

第二，確實建文朝不屈而亡的大臣們很大程度受到正統觀念影響，追求儒家正統觀念

也就是所謂的“名正言順”。朱元璋既然立了朱允炆做繼承人，朱允炆就是合法的皇帝，所有人都要來保護他、支持他;朱棣就是造反者，是世代都要受詛咒和打擊的對象。擁有這樣的思想觀念的建文朝臣代表，最著名的就是劉伯溫的二兒子劉璟，即使面臨死亡的威脅，他就是不肯屈服，還不忘警告朱棣：殿下幾百年以后還逃脫不了一個“篡”字。

第三，儒家理學確立時期，義理觀念清晰

作為官方思想，雖然“君為臣綱”等觀念是一種糟粕，但其強調的“忠、義、理、信”還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因此，對建文朝那些視死如歸的大臣不能簡單地說是愚忠，畢竟這些殉難的大臣大多是清正耿直之人，或是為民做主、為國獻策的廉吏良臣，就像《明史》所說：“‘靖難’之役，朝臣多捐軀殉國……從容就節，非大義素明者不能也。”這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四，宋代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一直低下，大明開國以后朱元璋對他們也不好，知識分子對之有知遇之恩當涌泉相報的心理情，由于建文帝的廣施善政中國傳統社會里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是在兩宋，元朝時，知識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達到新低，元代民間社會有“十等”人的說法，其中“儒”排到了第八位妓女的后頭，成為“老九”，可見，當時知識分子是何等的壓抑啊，因此元代的文人畫都灰蒙蒙的，很荒涼。

直到朱允炆上臺后，一改朱元璋的嚴酷政治，主張“齊民以刑不若齊民以禮”，他總想效仿三代之治。建文帝性情文弱，溫文爾雅，在朝堂上也不輕易責罰人臣，即便像尹昌隆那么樣的烏鴉嘴，都快要爆料皇帝的私生活了，建文帝還是沒有怪他。在削藩問題上，有些觀點已經近乎胡說了，但建文帝還是讓人家講完，并不治他們的罪。建文朝政實在是寬松，想怎么樣講究怎么講，只要不當著皇帝說“我要造反”就沒事。

建文朝士大夫有些經歷了朱元璋時期那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活，到了建文時代，感到了自我價值得到了實現，在這些打小就受儒家教育的知識分子來看，他們真的遇到了一位仁君，他們的儒家理想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實現了。

第五，傳言建文帝還沒死

既然有人說建文帝逃亡了，那么作為建文朝的大臣大多抱定了不事二主的態度，期盼建文帝復辟，所以采取了跟朱棣不合作的態度，這也是為何那么多人追隨和懷念建文帝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