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榜》里說，牢固如鐵桶一般的商王朝滅亡是昏君紂王的荒淫、殘暴等造成的。而先秦的典籍《詩經》中的《大雅·蕩》以及《尚書》中的《微子》等，卻認為商朝后期政治腐敗是由于“酗酒”造成的。西周初期銅器《大盂鼎》上刻的銘文，更是譴責商朝百官“率肆于酒”(沉淪于酒)。

那么，周人的指控，是否有一定道理？酗酒的惡習與商朝的亡國是否存在某種內在聯系？考古發掘的甲骨文里確實保存著商代大臣因為“酒疾”不能處理國事的記錄。這主要是因為商朝人飲酒，無論盛酒、斟酒、喝酒都用青銅器，而青銅成分中含有7%以上的鉛。現代科學研究發現，合金中的鉛易溶于酒，如果合金熔液中鉛的含量達到7%，并經常被人飲用，即可以引起慢性鉛中毒。鉛中毒又足以影響人的中樞神經系統，造成頭痛、癡呆、狂躁、妄想等癥狀，這和甲骨卜辭中記載的商朝官員“疾首”、“疾目”、“疾耳”、“疾心”、“疾口”、“疾舌”等慢性鉛中毒癥狀一致。這些發現，足以說明商朝的滅亡跟過度飲酒有關系。

《赤桑鎮》的包公戲，本意是要表現包拯大公無私、大義滅親、執法如山的“青天”形象。不過略受過現代法學訓練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對勁”的地方：由親叔叔來審判親侄子，合適嗎？且不說親手將親人送上鍘刀在人情上有多么殘忍，單就司法程序而言，誰能保障一名法官在審判親人時，能夠做到完全的秉公執法，而不受私情的半點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赤桑鎮》只好將“包青天”往極端里塑造，看起來不但是“鐵面無私”，簡直就是“鐵面無情”了。

今天確實有評論者從司法程序的角度對《赤桑鎮》提出質疑：包公鍘侄，只讓人看到實體的正義(因為貪官最終受到國法的嚴罰)，而看不到程序的正義(因為戲劇中沒有法官回避制)。評論者又進一步作出論斷：“這正體現中國人從古至今一直關注的是訴訟裁判結局的公正性——‘實體正義’，而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過程的正當性——‘程序正義’。”只有到了“現代法治社會”，為了保障司法的公正，才“產生了法官回避制度”。強調司法的程序正義當然是對的。但這位批評者與《赤桑鎮》的創作者都誤會了宋代的司法制度，誤以為包公鍘侄是中國法律文化傳統的反映——只不過《赤桑鎮》想借此強化包青天的鐵面無私，而批評者則想指出中國司法傳統中“程序正義”的缺失。

然而，所謂的“包公鍘侄案”決不可能發生在宋朝。毫不客氣地說，這類公案故事只是那些對宋代司法制度非常無知的后世文人的瞎編。因為在事實上，宋代的司法非常講求程序，我在5月29日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宋代司法的程序正義》，論述了宋朝設立的非常縝密、繁復的司法程序，有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看看。這里我想再補充介紹一點宋代的司法回避制度，來證明《赤桑鎮》之不符合史實，以及批評者之無的放矢。

宋代在司法審判的各個環節，都設置了非常嚴格而周密的回避制。首先是法官與訴訟當事人之間的回避。法院受理了一起訴訟案，所有參與進審判的法官人等，如果發現與訴訟的原告或被告有親戚、師生、上下級、仇怨關系，或者曾經有過薦舉關系者，都必須回避。宋代的司法回避實行“申報制”，開庭之前，各位在回避范圍之內的法官自行申報，再由當地政府核實，“自陳改差，所屬勘會，詣實保明”。

有回避責任的法官如果不申報呢？許人檢舉、控告。不用說，這自然是為了避免法官的裁斷受到私人關系、私人情感的影響，出現假公濟私、公報私仇的情況。如果包拯的侄子因為貪贓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回避，決不可能親自審訊侄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