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當皇帝的希望成為一代明君，做臣子的希望自己成為一代賢臣，中國歷史上明君賢臣的典范不多，唐太宗和魏征算得上最為著名的一對。

在魏征活著的時候，唐太宗把魏征比喻為自己的“鏡子”，恩寵有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是唐太宗對魏征的最高評價，被后人津津樂道。魏征去世之后，唐太宗把親自給魏征寫的碑石推到，把碑文磨滅，還下令解除魏征長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約。前后差別如此之大，是為何呢？

有人分析有如下兩個原因：

一、魏征生前曾極力向唐太宗推薦杜正倫和侯君集，夸贊說這二人均有宰相之才，唐太宗聽從了魏征，提拔兩人。后來這兩人牽扯到太子李承乾謀反，杜正倫被流放，侯君集下獄被殺。魏征是難辭薦人的責任，導致唐太宗心理很不痛快。

二、有人給唐太宗舉報，說魏征寫的奏章都留有副本，私自交給史官記錄，有一心留名青史的心思，讓唐太宗心生不滿，認為魏征故意博得清正的名聲。因此，唐太宗后悔了，此時魏征已死，只能剝奪他的榮耀，不再讓他的兒子享受高的待遇。

以上兩點原因有一定道理，但究其原因，還是魏征生前多次的“直言進諫”，使唐太宗積累了很多的“怨憤”，推到墓碑只不過是唐太宗在魏征死后長期心理壓抑的一種發(fā)泄而已，借用兩個導火索很正常。

魏征比唐太宗大了20歲，雖然唐太宗為了彰顯自己一代明君，實現(xiàn)大唐的繁榮昌盛，給予了魏征足夠大的進諫權，但是皇帝畢竟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人。不管是在國家大事上，還是私生活中，魏征都像一位父親一樣，在唐太宗耳邊嘮嘮叨叨的不斷教誨，根本沒有顧忌到皇帝的顏面。

加上年齡的代溝，很多時候魏征管的過于寬了，沒有站在皇帝的角度去思考，一旦唐太宗有任何想法，稍不如魏征的意，都會干涉阻撓一番。根據(jù)史料記載，魏征在唐太宗身邊的17年間，有史料可查的諫言至少有二百多次，內容包含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還有對皇帝私生活也要說上幾句，讓唐太宗經(jīng)常下不來臺，甚至當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征：“我早晚有一天，要殺了這個鄉(xiāng)巴佬！”

這樣的一種君臣關系，讓唐太宗心理產(chǎn)生了“陰影”，自己的想法有時候還得看大臣的臉色，積累久了，自然會爆發(fā)。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導火索。后來唐太宗果然受挫折，貞觀十八年，唐太宗一意孤行，不聽勸阻(實際上當時也沒人能勸阻)，攻打高麗失敗，回來的路上灰溜溜的說：“要是魏征在，不會讓我有此次行動啊。”長嘆一口氣，下令重新給魏征立碑，賞賜魏征的夫人家眷。

人啊，總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諦，皇帝也不會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