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字亮工，號雙峰，漢軍鑲黃旗人，生年不詳(一說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齡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撫，其兄年希堯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側福晉，雍正即位后封為貴妃。年羹堯的妻子是宗室輔國公蘇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謂是地位顯貴的皇親國戚、官宦之家。

雖然年羹堯后來建功沙場，以武功著稱，但他卻是自幼讀書，頗有才識。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不久授職翰林院檢討。翰林院號稱“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絕大多數由漢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堯能夠躋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響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堯遷內閣學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撫，成為封疆大吏。據清人蕭奭(sh)所著的《永憲錄》記載，這時的年羹堯還不到30歲。對于康熙的格外賞識和破格提拔，年羹堯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圖報”。到任之后，年羹堯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興利除弊的措施。

而他自己也帶頭做出表率，拒收節禮，“甘心淡泊，以絕徇庇”。康熙對他在四川的作為非常贊賞，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終固守，做一好官”。

后來，年羹堯也沒有辜負康熙帝的厚望，在擊敗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戰爭中，為保障清軍的后勤供給，再次顯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堯為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統領軍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堯進京入覲，康熙御賜弓矢，并升為川陜總督，成為西陲的重臣要員。這年九月，青海郭羅克地方叛亂，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年羹堯又利用當地部落土司之間的矛盾，輔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撫遠大將軍、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堯受命與管理撫遠大將軍印務的延信共同執掌軍務。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堯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稱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堯是胤禛的親郎舅，在胤禛繼位前已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親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發出上諭：“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邊防辦餉大臣及川陜、云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這樣，年羹堯遂總攬西部一切事務，實際上成為雍正在西陲前線的親信代理人，權勢地位實際上在撫遠大將軍延信和其他總督之上。雍正還告誡云、貴、川的地方官員要秉命于年羹堯。同年十月，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亂。青海局勢頓時大亂，西陲再起戰火。雍正命年羹堯接任撫遠大將軍，駐西寧坐鎮指揮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戰爭的最后階段到來，年羹堯下令諸將“分道深入，搗其巢穴”。各路兵馬遂頂風冒雪、晝夜兼進，迅猛地橫掃敵軍殘部。在這突如其來的猛攻面前，叛軍魂飛膽喪，毫無抵抗之力，立時土崩瓦解。羅卜藏丹津僅率200余人倉惶出逃，清軍追擊至烏蘭伯克地方，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軍頭目吹拉克諾木齊，盡獲其人畜部眾。羅卜藏丹津本人因為化裝成婦人而得逃脫，投奔策妄阿拉布坦。這次戰役歷時短短15天(從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軍縱橫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敵營，犁庭掃穴，大獲全勝。年羹堯“年大將軍”的威名也從此震懾西陲，享譽朝野。

平定青海戰事的成功，實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堯破格恩賞：在此之前，年羹堯因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羅克之亂的軍功，已經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籌劃周詳、出奇制勝，晉升為一等公。此外，再賞給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襲;其父年遐齡則被封為一等公，外加太傅銜。此時的年羹堯威鎮西北，又可參與云南政務，成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統范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諭旨，上面有一段論述功臣保全名節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贊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分析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于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后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圣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御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陜甘四川官員為骨干，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里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云，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夸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鉆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绔”、“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于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后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于是答應日后對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