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提三尺劍平定天下，有鑒于漢唐宦官專權之禍，在皇宮門口樹立了一塊三尺高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用這條鐵打的規矩來警戒后世。明成祖遷都北京，也把這塊鐵牌扛過來了。后來，突然有一天，這塊鐵牌竟然“神秘失蹤”了。此事調查多年，一無所獲。

鐵牌是怎么消失的

現在，讓我們穿越歷史，從故紙堆中尋覓蛛絲馬跡，盡量還原事件場景，如果當年故宮門口安裝了監控設備，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月光灑在雪地上。此刻已然宵禁，紫禁城里鴉雀無聲，宮門口值夜的侍衛手握畫戟，昏昏欲睡。

這時，墻內突然傳來吟詩之聲，侍衛們猛然清醒，喝問是誰，只見一個黑影踏雪而來，身披一件黑色大氅，侍衛們立刻將其團團圍住。只見此人從袖中掏出折扇，輕搖了下，扇面上寫著“忠勤體國”字樣，眾人連忙跪倒，齊聲頌道：“請公公恕罪。”

黑影抖落大氅，抬頭笑了笑：“都起來吧，今天誰帶班？”早有一名小校近身跪下，口稱“回公公話，屬下錦衣衛百戶宋五帶班”。“宋五，交你一件差事。去，把你身后那塊鐵牌碎了。”聽此言，宋五趕緊拼命磕頭，臺階前的雪頓時一片殷紅：“啟稟公公，鐵牌乃本朝太祖高皇帝御制，屬下不敢擅毀。”黑影冷笑了一下，踱步過去，只見宮門口赫然立著一塊黑色鐵牌，黑影拿袖子拂去上面的雪花，露出幾個大字來，他回頭對身旁的一名小侍衛笑道：“我的兒，你叫什么？”小侍衛忙回話：“小的李七。”

突然，黑影臉色一變，厲聲叫道：“有旨意。”侍衛們唰得一聲全跪在雪地上。“奉皇上口諭：速將宮門鐵牌碎了，欽此。”侍衛們面面相覷，誰都不敢吭聲。這時，黑影又笑了：“對了，圣上還有一道旨意，速將錦衣衛百戶宋五拿了，鎖送詔獄。錦衣衛李七辦事勤勉，著任百戶，欽此。李七，還愣著干嘛，辦差去吧。”

第二天清晨，鐵牌消失了，隨之消失的還有在場的全部侍衛。這個黑影到底是誰？膽子如此之大？此人正是大明正統年間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振，幾年之前他還是一個地方州學的學官，突然有一天進宮，當上了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的太監。在朱祁鎮即位后，順利成為太監頭目，也成為明朝第一個專權的太監，他每次從宮門進進出出，都覺得朱元璋的鐵牌刺眼，于是矯詔把它毀掉了。而幾年之后，他簇擁朱祁鎮親征瓦剌，親手葬送五十萬明軍于土木堡，提前敲響明朝覆滅的喪鐘。(參見《明英宗實錄》)

明代宦官擅權亂象

其實，即使那塊鐵牌不被王振毀掉，也只不過是廢鐵一塊。這又是為什么呢？

眾所周知，有明一代宦官專權現象極為嚴重，那塊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根本沒有起到效果。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甚至說：“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認為明代達到了宦官專權的頂峰。

明代宦官集團掌握的權力之大，也是讓人瞠目結舌。擇其要者言之，一是在政治上掌握“批紅”之權，朝廷大事均由內閣用藍筆“票擬”進呈，然后再由皇帝用朱筆“批紅”批準。明朝中后期，皇帝普遍怠政，甚至數十年不上朝，于是宦官趁機攫取了“批紅”大權，使“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二是在軍事上掌握“監軍”之權。在明初還只是臨時派遣宦官到部隊監軍，正統年間，全國軍事重鎮“俱設鎮守太監”。有意思的是，李自成圍攻北京前夕，崇禎皇帝還組織北京4萬名宦官軍訓，號稱“凈軍”，宦官竟然成為皇帝最后的軍事依靠，結果一觸即潰、開門投降。三是在司法上掌握“廠衛”之權。明代宦官控制了東廠、西廠、內行廠、錦衣衛等特務機關，凌駕于三法司之上，直接逮捕、關押、審判朝廷官員，動不動就用廷杖來懲戒大臣，樹立威信。四是在經濟上掌握“監稅監礦”之權。萬歷之后，宦官被派遣到全國各地，“吸髓飲血”，監管稅收、食鹽、采礦、采辦、織造等重要經濟事項，掌握了朝廷經濟命脈。宦官還大規模侵占百姓耕地，且不向朝廷繳納賦稅。武宗時期宦官谷大用一人即侵占京畿良田萬余頃，其他的大宦官更是可想而知。

規矩是怎么被打破的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明太祖定下了鐵打的規矩，為什么事情會搞成這個樣子，究竟發生了什么，規矩是怎么被打破的呢？

破壞大規矩往往是從破壞小規矩開始的。除了樹立鐵牌制定“大規矩”之外，明太祖還制定了一些配套的“小規矩”，比如在《欽定皇明祖訓》里規定“不許宦官讀書識字”。到了宣德四年，宮里卻專門設立了內書房，專門教小太監讀書識字，但竟然沒有大臣對此發表異議，大學士還親自跑去當老師。千里之堤潰于蟻穴，正是這類“小規矩”被一點點突破，“大規矩”才終于完全倒塌。

規矩的落實缺乏制度保障。明代政治制度在設計上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那就是缺乏對宦官的權力約束機制。整個宮廷的宦官均由皇帝一人統率，外廷幾百家大小衙門對宦官群體缺乏管轄權和監督權，甚至宦官犯法，都由內廷審判，皇帝裁決。能不能管好宦官，只能依靠皇帝一人。規矩之所以為規矩，就在于違反規矩要承擔后果。明代多次發生宦官嚴重干政的現象，文官集團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皇帝上書，要求皇帝予以懲治，但實際上卻沒多大效果。比如正德年間，戶部尚書韓文上書“請誅亂政內臣馬永成等八人”，皇帝沒有采納，反而更加重用這些宦官，卻將韓文罷免。(《明史·武宗本紀》)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史書上的一段記載，似乎可以作為這段歷史的一個注腳。公元1659年12月，南明永歷小朝廷被清軍追殺，從云南逃入緬甸境內，在那里，永歷君臣住在茅草屋，衣衫襤褸，饑餐露宿，連最后幾百名大明禁衛部隊也全部被繳械。吳三桂的追兵隔著幾個山頭虎視眈眈，緬甸貴族也磨拳擦掌，計劃生擒永歷帝獻給清軍。而最讓人吃驚的是，就在這種朝不保夕、勢如危卵的環境下，大明最后的宦官頭目竟然還因為一點小事，在茅草屋外當眾廷杖大臣，作威作福。明代宦官干政真是堅持到了最后時刻。(事見《狩緬紀事》)當然，從本質上講，宦官群體也是封建專制皇權的犧牲品。能夠專權的宦官不過是千分之一，絕大多數都生活在深宮的底層，水深火熱。而正是這千分之一的專權宦官，對國家的歷史走向造成了惡劣影響。

反思這段歷史，似乎可以歸納幾點教訓。鐵打的規矩必須防微杜漸，不能對破壞規矩的“小事”視而不見;鐵打的規矩必須有鐵打的紀律來維護，破壞規矩應該承擔相應的后果，日常監督應有健全的制度體系。